“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二十世纪，几乎每一次 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伴随着女性解放的呼声，伴随着文学对女性命运与道路的探寻。女性问 题不仅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对象，也是文学家的严峻话题。 “五四”文学：性别的觉醒 关于女性命运的探索，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主题。“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以现代 思想启蒙者的姿态，对几千年来备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以彻底 推翻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呼唤两性平等的人格权利为核心，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富有开拓性 的探索，成为中国女性觉醒的精神导师。首先，“五四”文学表达了对爱情自由与两性平等 权利的激情呐喊。爱情的完美程度是社会与人性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爱情，是人性解放的 必要前提；爱情，是人格尊严的基本载体；爱情，是人生理想的重要目标。性别问题，不可 能脱离情感问题。在女性解放的现实道路中，爱情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启蒙角色。事实上 ，跻身中国文学史册的动人女性，几乎都是追求爱情、忠于爱情、献身爱情的多情女子。她 们对于情感的热烈追求与将她们置于被奴役境地、钳制她们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统治意 志是如此的格格不入。这决定了她们必然拥有的悲剧命运，或者被强大的社会势力所吞噬（ 如白素贞等），或者由被社会意识所支配的情人的背叛所摧毁（如杜十娘等）。文学的无奈映 照的正是社会的无情。“五四”为中国社会的新生送来了新的思想武器。“五四”文学对爱 的激情是千年压抑的喷涌。女性作家登上文坛，一吐对爱的呼唤、激情与呐喊。爱成为女性 文学话语的中心，也成为女性解放的重要思想武器。由此，中国女性真正开始从自己的爱情 生活中反思自己的命运，体认自己非人的悲惨境地，激发出追求新生活的巨大热情。庐隐、 丁玲等女作家为我们刻画了第一批大胆寻求爱情自由与两性平等权利的现代女性形象。莎菲 们在追求自由爱情与性自主权利的同时，虽然也不免痛苦与困惑，但她们自觉反叛传统的崭 新姿态无疑为向往新生活的中国现代女性树立了精神榜样，成为女性觉醒的第一批文学代言 人。但是，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生理与情感问题，爱情生活中的自由与平等是女性实现个性 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必要内涵。而对于整个女性群体来说，对于女性命运的彻底改变来说，更 为重要与深刻的是女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这种深刻的认识首先来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鲁迅。鲁迅富于卓见地把“五四”新文学对女性问题的思索推向了更深的层面。他在《 伤逝》中第一次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严肃命题，使隐含在女性命运深层的经济问题浮 出水面。《伤逝》向我们讲述了涓生与子君的悲情故事。子君冲破重重阻力，与涓生生活在 一起。但是，爱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存在。生活无着的子君黯然回到她极力逃脱的“ 牢笼”，宣告了个性解放的破灭。作为伟大的人文思想家，鲁迅的卓见还在于对女性思想与 意识独立性的警醒。鲁迅不仅从一般的情感层面切入了经济与社会层面，更是直逼现代女性 问题的核心——女性思想与意识的独立性。《祝福》几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悲剧故事，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关于女性命运的重要文本。祥林嫂的命运是封建女性命运的典型演绎。 抗婚失败，是祥林嫂命运的第一层悲剧——她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中；被逼改嫁，是祥林嫂 命运的第二层悲剧——她的命运掌握在夫家手中；捐槛赎罪，是祥林嫂命运的第三层悲剧— —她的命运掌握在礼教手中。从祥林嫂命运的演绎中，我们看到，祥林嫂并不是从一开始就 认同自己的命运的，但与整个封建礼教与社会现实相比，她是那么的弱小与微不足道，她的 灵魂一步步麻木，她的精神一步步自戕。她倒在飘雪的街头只是时间问题。在这里，不仅鲁 四老爷们充当了祥林嫂命运的杀手，对祥林嫂充满真切同情的“我”也在无情地担当灵魂的 杀手。更为可怖的是，与祥林嫂同居于弱者阶层的卫老婆子与鲁妈们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承担 着杀手的职责。鲁妈是个富于深意的形象。作为一个被封建礼教完全毒害、奴役、同化的底 层女性，她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反而不自觉地扮演着助纣为虐的角色，极力为做稳 “奴隶”而摇旗呐喊。《祝福》尖锐地揭示了不从根本上铲除封建礼教及其存在的社会根基 ，不从根本上构建女性思想与意识的独立性，中国女性命运的改变就无从谈起的深刻意蕴。 革命文学：爱情与事业的两难 “五四”文学对中国女性命运的思索，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与先驱意识。当然，这种深沉 的 人文思索被激烈的民族危机和高涨的革命热情挟裹而去是时代的选择。“五四”解答了中国 女性感受最深切的情感问题，颠覆了传统的婚姻与家庭观，却未能真正唤醒中国女性对自身 命 运的深度思虑。由鲁迅开创的对子君式的社会悲剧和祥林嫂式的灵魂悲剧的思索未能进一步 推向深化，甚至未能引起女性同胞应有的关注。在有了革命男性这一有力的同盟军以后，中 国女性似乎拥有了更多的乐观情绪与理想情怀。三、四十年代，在冰心、白朗、陈衡哲等女 作家笔下出现了黛珈（《四年间》）、洛绮思（《洛绮思的命运》）等不以爱情为终极目标、“ 要做一个有为的女人”（黛珈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无疑比莎菲、子君们拥有了更广 阔的视野与更积极的人生姿态，她们渴望在投身社会与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在作品 中，作者把爱情与事业放在尖锐对立的两难境地，当主人公们痛苦地放弃已经获得的自由爱 情以后，她们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种“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的视爱 情与事业水火不容的人生理念体现了女性自强自立与社会化的自觉追寻，也暴露了女性对自 身命运思索的某种简单化趋向。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女性命运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中国无 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襟怀与崇高理想赋予同胞姐妹以全新的历史地位。新中国以政府 的权威、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女性政治上的参政权、经济上的工作权、文化上的受教育权、婚 姻上的自主权。中国女性终于从“被歧视的女性”成为“受颂扬的女性”，然而，这场中国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妇女解放虽然慷慨献给了中国女性以命运转变的制度保障，却未能伴 生一 场全面深刻的思想洗礼。这场主要由“天赋女权”的形式完成的妇女解放是一次自上而下、 自外而内的女性主体建构，它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女性灵魂的深处，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写中国 社会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集体无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 都一样”的激情宣言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情表述使中国女性以抽象平等作为目标，向 男性全面看齐。这种“无视平等中相异点存在”的“看齐”隐含着的话语实质上仍然是：男 人是女人的尺度与标准。它的现实代价是女性失落了自己的性别体验，扭曲了自己的主体人 格。一时间，模糊了性别特征的“铁姑娘”与“女强人”成为女性审美的新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