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老中国的民族文化（文学），不仅仅是多民族文化（文学）的有机结合，它在本体意义上更 是各具形态的区域文化（文学）的集合体；而区域文化（文学）的研究，也理所当然成其为传统 民族文化（文学）研究领域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区域文化的视角对现当代文学进 行观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便盛行于学界，于今已是蔚为大观。正如严家炎所言，“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 将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 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 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1]。在我看来，由这种全新视角切入文学研究而获取到的信 息，长期以来被强势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对“民族化”甚或“全球化”倾向的过度强调所遮 蔽，因此也恰恰凸显出对其进行研究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同一化发展趋势，近、现代以降，许多 原初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界限日渐模糊、难于辨识甚至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地域的独特文化 因子对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与规约作用仍然是不可忽略的，只不过这种影响和规约作用有着 轻重和强弱之分而已。钱理群也谈到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地区（不是所有地区） 还保留着相对鲜明的地方文学的特色，构成了‘现代文学（文化）’总体格局下的‘区域文学 （文化）’”，但与此同时，“在现代文学发展中，不是任何地区的文学都具有成为‘区域文 学’的相对独立性”[2]。由此可见，由“区域文化”而介入“文学”，并非可以一概而论 、泛泛而谈的，需经过严谨的界定和科学的论证；也“正因为这样，决心朝这一方向进行开 拓性的艰苦扎实的努力，更其显得可贵”[1]。 在“区域文化与当代文学”这一课题研究领域里，田中阳无疑属出类拔萃者。在1996年出 版的著作《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中，田中阳开学界之先河，第一次从区域文化视角对中国 当代小说进行系统而全面地审视，从区域风俗、地域方言、区域自然环境等“深层文化”的 层面探究区域文化对当代小说的规范和影响作用；同时对基于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和社会制度 的大陆、台湾当代小说也进行了颇富纵深的比较研究，从而为拓宽当代小说的研究视域、丰 富当代小说的地域文化内涵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启发性意义。继对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二者的 互动关系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把握之后，田中阳又将研究视角伸向了“微观”意义上的“ 区域”——即生于斯长于斯的湖湘沃土。其新近问世的论著《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 文学》，便在湖湘文化和湖南文学的结合部上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有益探索，首次对湖 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之间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进行了整合性而又极富创见的系统阐 释，弥补了湖湘文化研究和湖南文学研究的空缺，堪称近年来国内区域文学研究领域里一部 不可多得的力作。 田中阳立足于对湖湘文化精神内涵和外延的严谨考辨，作者用充满思辨色彩而又饱富激情 的文字，细致入微地描绘出20世纪湖南作家主体创作心理定势以及典型文本艺术特质、思想 倾向受湖湘文化的规约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特征。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对20世纪湖南文学“全 景”式的“百年俯瞰”，穿透湖南百年文学的纷纭表象，寻找到其发展演变的“文化之根” （即湖湘文化精神）；并且从分析湖湘文化精神本身的优长与局限入手，在回溯20世纪湖南文 学长河的历程中对湖南文学百年盛衰的潜因进行了深刻的读解——我认为，这便是《湖湘文 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学术价值所在。 二 “湖湘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湖湘文化滥觞于先秦，是周代楚文化之一支。“ 庄骚”便是先秦楚文化的代表，高蹈的浪漫主义情怀是其基本特质。狭义的湖湘文化，肇始 于南宋，以张栻为代表，至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集其理论之大成；尤其在近世，经魏 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章士钊、毛泽东等人发扬光大，成为了辉映百余年中国 近、现代史的文化奇观。 王夫之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也是其改造者：“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它实现了“理”、 “势”二者之间的互通，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依相随、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而使“理学”之“ 理”从空泛的伦理本体转为客观化、实质化的历史本体。这样一种变迁，可以说是造就近世 湖湘人士集群性心理定势的历史渊源，对近代史上以经世务实为思维特征的湖湘地域文化群 落起到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王船山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义必切理”、“言必征实”，“欲 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换言之，即经世致用、“即事穷理”的实学之思。在这种实 学思潮的浸濡熏染下，近世湖湘人士摆脱了抽象虚渺的玄思，而天生具备着强烈忧患意识和 政治情结，其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军政方略、安民大计、经邦之道、济世之谋；他们前仆后继 争当悬壶济世的实干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天下兴亡”的时代使命。也正如田中阳所言， “近世湖湘文化完全排除了先秦楚文化、楚文学中老庄清静无为、厌世避世的思想，而继承 和光大了屈原经邦济世的入世精神、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 在《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中，田中阳进而对“湖湘文化”的本质做出 了界定，即“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在近世的延续和光大”，而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 由伦理权力化达到权力伦理化，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皆融于现实之中，并为政 治服务”。从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的“修其身而天下平”，再 到荀子“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已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儒家思想自诞生 以来就以“内圣外王”作为儒生的理想人格模式和人生模式。儒学之“内圣”即内具圣人之 德，指从事道德修养；而“外王”即外王者之道，指的是从事政治实践。“内圣外王”，是 知与行的统一、利己与利他的统一；由“内圣”而“外王”，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积极投身 政治实践的入世精神。“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铺垫，“外王”则是“内圣”的终极使 命和理想追求。于是，当儒学作为统摄社会的伦理道德传统成为中国封建文化之主流时，“ 经世”也就顺乎其然地成为了“中国文化一种宿命的驱遣，一种冥冥之中无法排遣的政治情 绪的宣泄”。近代以降的湖湘文化，便是在大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背景中，将衍生于现实政 治而又观照现实政治的承担意识和使命精神发展到极致的群体性文化心理机制。可以说，近 世湖湘文化继承的正是以儒学为正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特质，田中阳先生将 其概括为“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