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山药蛋派”文学，几十年前曾经热闹一时。如今，作为一道遥远的风景线，似乎已 经随着中国历史上那段特殊的岁月绝尘而去。然而，“山药蛋派”的起落兴衰究竟给我们留 下什么样的思考与警示呢？关于“山药蛋派”的某些认识误区该如何澄清呢？本文针对这些问 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成就在历史巨变的特定岁月 山西“山药蛋派”的作家，有人认为包括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束为等人。 他们之中除赵树理外，创作活动均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革命老区，基本上都是革命队伍 中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共和国成立后，旧的思想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荡涤，刚刚获得解放的 国人，包括各界各阶层，对中国传统社会留下来的一切，差不多都充满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鄙 夷轻蔑之情以及与之断然决裂的真挚愿望；而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昔日革命老区带进来的 一 切，从扭秧歌到打腰鼓，从《白毛女》到《王贵与李香香》，则无不充满着一种由衷的拥戴 和热切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自感风光难再的旧作家、旧文人遂纷纷改弦更张，而过 去的相当多数的文学作品，也无不面临着被逐出历史舞台的可悲命运。如此，就在特定的时 期形成一个特有的也是巨大的艺术真空，亟需为广大百姓提供的文化食粮却突然面临着青黄 不接之虞。一方面是巨大的艺术真空应该填补，一方面是国人对革命老区的新型文学的热爱 。这，不正是给后来的“山药蛋派”作家创造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吗？ 1949年，赵树理创作小说《传家宝》、《田寡妇看瓜》；1950年，他的小说《登记》以及1 955年写的小说《三里湾》，均轰动了全国。此间，马烽创作的《一架弹花机》、《饲养员 赵大叔》、《孙老大单干》、《韩梅梅》等，西戎创作的《麦收》、《宋老大进城》等，都 引起了一定反响。而孙谦，则以电影文学剧本《农家乐》、《光荣人家》、《葡萄熟了的时 候》、《陕北牧歌》、《夏天的故事》等令世人瞩目。胡正、束为也频频出手。正是在共和 国建国伊始的峥嵘岁月，被时代巨变所赋予的难得机遇所“照亮”，他们才一步一步地走向 了自己的成熟与辉煌。 纵观他们的早期创作，其艺术旨趣、审美观念、创作心态、风格取向以及功能目的等方面 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们对革命事业充满了由衷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充满了运 用文学武器讴歌革命、抨击反动、配合形势、服务中心的强烈而坚定的自觉意识。其次，他 们中的大多数传统的人文与思想观念积淀不深，接受中华主体文化与舶来文化的系统教育均 有限，却长时间地为俗文化所熏陶濡染，具有与普通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同甘苦、共命运的 沉切体验，民间艺术的吸纳至为丰富，美学思想相对单纯而不复杂多元，理论的滋养则显得 阙 如；而在早年的革命岁月，彼此又建立起较牢固的战斗友谊。正是这一切，为以后“山药蛋 派”的形成打下了理论的、实践的乃至人情方面的基础。 但这个时候，作为文学流派的“山药蛋派”还说不上真正形成。因为此刻，马烽在北京工 作，西戎、胡正随军南下四川，孙谦则北去长春，留在山西的只有束为。这时候的他们，作 为一个文学流派所必须具备的地域的相对固定性和构成群体的相对集聚性还远未具备。只是 在到了50年代中期，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相继调回故乡，而且取得了山西文艺界的高级 领导职务，在一方文坛有了较大的发言权与指导权；再加上当时政治气氛的推动，于是，他 们长期形成的共同文学观念有了更自觉的运用和更自信的评估，写农村、写时代、重故事、 重白描，当“歌德”派、崇“土”而蔑“洋”，成为他们明确的共识和非此无它的理想，并 在理论体系上进行了初步建设。这样，他们一方面积极实践这种思想，《三年早知道》、《 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灯芯绒》、《赖大嫂》、《伤疤的故事》、《好 人田木瓜》、《老长工》等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从三晋大地传向全国；另一方面，他们也严格 地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为标准，在娘子关内创办刊物，巩固机制，取舍作品，筛选后继，从 而逐渐构筑起一个厚实的、牢靠的但却是单色调的艺术基座。这时，“山药蛋派”作为一个 文学流派遂初步形成。 二 别贬低了文学大家赵树理 赵树理籍贯山西，又以写农村题材见长，与马烽等人在创作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一 些“山药蛋派”的鼓吹者总想把大名鼎鼎的他拉进这个流派中来壮壮声威。但事实上，却很 难说赵树理与“山药蛋派”有什么实质上的瓜葛。首先，赵树理上过师范，接受过较为系统 的东西方文化教育。参加革命后，与后来成为“山药蛋派”中坚的那些作家，基本上没有任 何感情上的交往。建国以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与山西文学界诸公的关系仍旧淡薄疏远。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作家最为不同的一点是，面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错误倾向，赵树理表 现出了强烈的抗争精神和批判意识。1958年，赵树理在山西晋东南蹲点时，就因反对“盲目 冒 进”与地方领导多次激烈论战；对所谓文艺放“卫星”的荒唐运动，也公开撰文坚决予以抨 击。1959年，他又写了一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大胆揭露了“大跃进” 中的种种问题，并毅然上书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结果被转回他工作的中国文联 。赵树理因此遭到严厉“批判”，被斥之为和彭德怀“反党意见书是一个腔调”，“大肆攻 击三面红旗”。而赵树理却表示，“我最厌恶的是放空炮、不实在的坏作风，因为它一坑国 家，二坑人民。”并不认错。60年代初，赵树理对当时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以及稍后的 “大写英雄人物”的说法均提出过质疑。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在这几年中，因为 “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而仅仅留下的几部作品如《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与剧 本《十里店》中，都秉承着作家的良知，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阴暗面，而成为抵制极左路线 的难得的“顶风”之作。正因为赵树理的不合时宜，后来他又多次在“整风”会上挨整，19 64年又被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调离北京“下放”山西监管。而到了“文革”一 开始，他就被山西作为“黑帮分子”、“反动作家”第一个“揪”了出来，并在没完没了的 “批斗”中被迫害致死，为自己的正直与真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粉碎“四人帮”后，当地 又迟迟未给赵树理平反。只是到了80年代初，某些“山药蛋派”理论家为了证明“山药蛋派 ”的显赫，才把这位含冤屈死于自己故乡的作家生拉硬扯了进来。“文革”前，在“山药蛋 派”作家中，有所谓西、李、马、胡、孙一说。即，西（西戎）、李（李束为）、马（马烽）、胡 （胡正）、孙（孙谦），这时是没有赵树理的。“文革”后，有些人巧妙地置换了内容，将西、 李、马、胡、孙解释为西、理、马、胡、孙。于是，此李（李束为）变成了彼理（赵树理），赵 树理也就成了“山药蛋派”作家。其实，以赵树理在当时文坛的影响与地位而言，他是当之 无愧的“国家级”作家。最近，中国现代文学馆又为其铸了铜像，与鲁迅、郭沫若、老舍、 曹禺、叶圣陶等文学大家并列在一起。所以，将赵树理强行裹挟进“山药蛋派”这个日落西 山的地方作家队伍，乃是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最大贬低。这一点，是很需要正正视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