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

      在晚清学制改革大潮中，朝野间对于“开学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 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 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 聘之等）；二、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三、请皇上发 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 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 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 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注：参见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 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郑观应《盛世 危言·考试》、胡燏棻《变法自强疏》、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及 《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分别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下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和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 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 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20世纪初极富激 情 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方 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大 发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 于今日。”（注：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学人，在追怀日益远逝 的书院的同时，开始“补偏救弊”。于是，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 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或借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大学（如蔡元培、胡适）， 或尝试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如章太炎、马一浮）（注：参见陈平原：《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岭南学报》新第 一期，1999年10月。）。在这其中，对传统书院大有好感，可又 能顺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当推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别号 茹经，1865—1954）创办的无锡国专。

      这所“书院式的学校”（注：参阅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见《文教资料》1985年2期。钱氏乃无锡国专早 期毕业生，1934年回母校任教，其追忆与总结相当精彩。），创建于1920年，初名无锡国学专修馆，1927年改为无锡国学专 门学院。励精图治十年，终于在1928年通过考核调查，被批准立案；1930年得教育部令，更 名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战中，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无锡国专以不同形式分别在 桂林、上海两地办学。1946年初春在无锡复校，1950年因经费支绌被合并，取消建制。三十 年间，曾在无锡国专就读的校友约一千七八百，其中不乏文史研究方面的杰出人才，如早期 学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魏建猷，后期学生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 、汤志钧、朱星、王绍曾等。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及讲课方式，不同于一般大 学的中文或历史系；其筹建及运营，更富有传奇色彩。而这背后，牵涉到现代化进程中传统 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续与转型，值得认真研究。

      一、从“救民命”到“正人心”

      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颇有一言九鼎，决定整所大学的风格与走向的，如国立大学的蔡元 培、梅贻琦、私立大学的张伯苓、教会大学的司徒雷登等。但所有这些校长，就其与所主持 的学校的亲密程度而言，均不若唐文治之于无锡国专。称唐校长乃无锡国专的灵魂，一点也 不过分。不只是规划与创办，更包括日常的管理与讲授，唐先生几乎事必躬亲，尽管其眼睛 已经基本失明。可以这么说，无锡国专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明显的唐文治个人色彩。这自然 是因为学校规模小（顶峰时期学生人数也不过三百人），加上是私立，校长有权“说了算”。 但更重要的是，如此兼及传统书院的山长与现代学堂的校长，正是唐文治的自我定位。故必 须将唐先生本人的社会阅历、政治倾向、文化理念与学术追求考虑进来，方才可能解读这所 风格独特的学校。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作为大名鼎鼎的交通部上海工业学校（即1896年由盛宣怀奏请筹设的南 洋公学，1921年起改名交通大学）的校长，为何辞去现职，跑到无锡创办小小的国学专修馆？ 这一点，论者大都依据唐文治本人的自述：因目疾日深而辞职，因宗旨相近而办学。可这里 有几个小问题，牵涉到日后无锡国专的发展方向，不能不详加辨析。

      依《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庚申（1920年）五十六岁”则，不顾交通部以及学校同人的再三 挽留，十月初三日“余遂决计解职回锡”，同年十二月间方才应施肇曾邀请开办无锡国学专 修馆。也就是说，辞职与开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此前半年，唐先生已经答应出任 私立无锡中学的校长，并为其制定章程（注：据无锡市三中《深切怀念老校长唐文治先生》（《唐文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油印本，江苏无锡，1994）称，唐日后还专门为无锡中学撰写校歌：“力拯水火济生民， 即为邦国兴太平。”）。此前八年，原籍江苏太仓的唐文治，已经在无锡 购地建屋，奉父徙居。回过头来，不难发现，五十六岁的唐文治之所以退隐无锡，并非一时 心血来潮。早已将无锡作为终老之乡，这才能理解其宣布讲学宗旨时，突出“预储地方自治 之才”。而所谓“惟冀有如罗忠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间，他日救吾国救吾民， 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注：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5页，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会校印，1935年。），除豪杰崛起于乡间的传统想象外，还凸显了清末民初变革的新思 路：权力下移，地方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