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谈到文学革命运动时，说过这样两段话： 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 摇 ，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 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应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 思 想（当时还传入不多——引者）。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 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101页，北京：人文书店，1934年。 为什么“到民国初年”，“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已渐渐输入得很多 ”呢？这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派往外国的留学生逐渐增多，到民国初年终于达到相当规 模，形成盛大的文化气候有关系。 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国向西方国家以官费派出留学生，始于1872年。这一年起，清 朝政府根据两年前曾国藩的奏请，派容闳(1828—1912)分批率一百二十名幼童到美国学习。 （注：可参阅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出洋见闻琐述》二书。）1877年（光绪三年）及其前后又派萨镇冰、严复等八十一人到英、法、德国学过海军。到18 96 年，甲午战败后的第三年，则开始派学生到日本留学。当年只派了十三人，往后却越来越多 ，远过欧美而后来居上。其间原因，一是两国国情较为接近。二是日本由变法而强大，又保 留帝制，比较切合清朝统治者的需要。用当时驻日公使杨枢的话来说，即是：“法美等国皆 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八，第34～35页，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1932年。）。三是中日间一衣带水，距离甚近，可节省经费。 自芝罘或上海到东京，即便乘坐头等船舱，花费只需六七十元，行程五六天就可到达；不像 前往美国，航程要一个多月，旅费至少要三四百两银子。当时日本生活费也比较便宜，只抵 欧美诸国的四分之一。因此到1905—1906学年，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竟创下八千人以上的 记录。那时驻日公使大臣曾说：“现在中国留学生在东京者，约一万余名，并各地方学校留 学者，共计一万三四千左右”（注：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75年。）。据《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一书作者李喜所的统计，从1896 到1912年，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总计有39056人。十九世纪末年(1895)和二十世纪初年(1903 )，中国还开始向俄罗斯派出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注：参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1903年官费留俄学生为4人。）。这样，到五四前夕，中国外派连同 自费的留学生总数当在五六万之间。五四时期由于爆发反日运动，去日本的留学生少了，去 欧美的却大为增加，而且留学的方法、途径也多样化起来。除用庚子赔款继续留学美国外， 仅1919至1920年，就有一千七百多名中国学生通过勤工俭学途径留学法国。二十年代初，还 有数百名学生到了苏俄，在东方大学等校学习。留学生学成归国，很多在大学、专科学校教 书，一部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各地出版机构、报社或文化教育部门工作，成为这方 面的骨干力量。拿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来说，202名教师中，留过学的占有很大部分，他们 取代了原聘的外籍教师，全体教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再拿《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 27·史料索引》列有“小传”的142位作家（其中也有少数与新文学家论战者）来说，到国外 留过学或工作、考察过的有87位，占了60%以上。留学或考察日本的有：鲁迅、陈独秀、周 作人、陈望道、田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刘大白、沈尹默、穆木天、夏丐尊、陈大 悲、钱玄同、欧阳予倩、冯乃超、罗黑芷、冯雪峰、陶晶孙、郑伯奇、张资平、滕固、白薇 、叶灵凤、刘大杰、章士钊、王任叔、沈雁冰、沈玄庐、汪馥泉、梁启超、孙俍工、徐祖 正、徐蔚南、庐隐、樊仲云、谢六逸，共37人；留学美国的有：胡适、陈衡哲、汪敬熙、林 语堂、闻一多、梁实秋、冰心、洪深、杨振声、张闻天、梅光迪、胡先骕、朱湘、熊佛西 ，共14人；留学德国的有：蔡元培、宗白华2人；留学或考察英国的有：丁西林、袁昌英、 陈西滢、凌叔华、徐志摩、梁遇春、许地山、于赓虞、朱自清、李霁野、傅斯年，共11人； 留学法国及比利时的有：李金发、刘半农、李青崖、孙福熙、王独清、李劼人、郑振铎、 金满成、梁宗岱、陆侃如、冯沅君、黎烈文、苏雪林（苏梅），共13人；留学苏俄的有：瞿秋 白、曹靖华、韦素园、沈泽民、耿济之、蒋光慈，共6人；留学瑞士的有：宋春舫。此外， 王统照先后考察过日本、欧洲，胡愈之曾漫游欧洲、苏俄，高长虹二十年代末去日本，后又 去欧洲，在法国参加共产党。应该说，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能够兴起并在全国范围 内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背景。 五四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的一代，是对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不只懂得 某些表面，而且了解内在精神及其最新发展的一代。前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像严复、林纾、梁 启超等已经把西方一些理论著作，一批文学作品和若干文学观念介绍到中国，但他们其实对 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了解得还不多。林纾自己完全不懂外文。梁启超那些鼓吹政治小说功效 如何神奇的言论，实际只是人们的想象和编造出的神话。康有为考察欧洲以后，居然得出西 方国家经常发生政变是因为他们宫廷围墙太矮这样浅薄可笑的结论。而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 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已了解得相当深入。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已有 了极大的改变。 1.五四一代作家知识结构上第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外语掌握较好。 以进入《新文学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的142位作家为例，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30 位，占九成以上，他们一般都通晓母语以外的一两种外语，其中有译作的103位，占73%以上 。即使没有进入《新文学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的作家，还有不少照样是到外国留过 学的。像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朱希祖，新文化运动重要参加者的李大钊、吴虞、许寿裳 ，还有李叔同、章克标、楼建南（适夷），就都是留学日本的。像话剧作家余上沅、顾毓琇（顾一樵），语言学家赵元任，《学衡》的吴宓，就都是留学美国的。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 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就是留学德国的。1924年起发表长篇小说的老舍，则是长期在 英国教书的。这些人当然也都通外语。 值得注意者，五四作家中有一部分学的专业就是外语。像废名、凌叔华、梁遇春、陈炜谟 、陈翔鹤都是大学英文专业毕业，梁宗岱、敬隐渔学的是法文，而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 、韦素园本来就专攻俄文。甚至还有一些作家精通西方多种语言，如林语堂，曾留学美、法 、德诸国，不但懂英语，还懂法语、德语，而且能用英文写八部长篇小说，做到在西方畅销 ，197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据有的英文专家说，林语堂英文之好不仅在于英文本身 ，还在于他摸透了西方人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趣味，他是用这种欣赏习惯和欣赏趣味来写中国 的 人和事的。所以这位专家说，林语堂的英文好到了无法翻译成中文，正如他的中文好到了无 法翻译成英文，一翻译就失去原文的味道（注：赵毅衡：《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日第17版。）。我知道林语堂的一些中文小品确实写得不错， 像《脸与法治》中的一段：“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 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 讲，这就是中国人的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对中国人脾性了解透彻 ，文字也用得恰到好处，从具象上升到抽象，产生飞跃而又比较精炼，有汉语特有的那种排 比的美以及由此带来的气势，翻译成外文就得补充很多文字，变得啰嗦，没有味道。 所以我也相信这位专家说的，林语堂的英文大概也很难翻成有味道的中文。外语而能达到这 种水平，是很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