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台港澳文学 面对越来越明显的由市民休闲型阅读逐渐进入学者研究型阅读的台港澳文学的升温，相当 一部分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难免有时会遭遇某种尴尬。对台港澳文学的 陌 生，使他们无法面对学生或读者的某些提问。这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对个人来说， 学问不必什么都做，有懂，也可以有不懂；但对一个学科而言，比如我们现在所讲的“20世 纪中国文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文学史的叙述，所需要的正是整体的观照和全景的 描述。因此，没有台港澳文学的“20世纪中国文学”，就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 学的发展图景和经验总结了。 这一遗憾由来已久。事实上迄今我们出版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 ，基本上只是对大陆地区文学的叙述；这种情况，犹如已有学者指出的，我们对中国文学的 研究，基本上只是对中国汉族文学的研究一样，都是一种缺失。如果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 描述中，忽略了兄弟民族文学的存在，这可能与我们观念中把中国文学看作是汉语（或曰华 文）文学的传统认识有关——这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当然不应该；那么，对 于 同样用汉语创作的大陆以外一再被我们强调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台港澳地区文学的忽略，则恐 怕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了。 首先无可回避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很多一段时间，我们对文学的要求是革命的 、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这种观念使能够进入文学史视野的作家和作品越来越少。大陆 地区如此，更何况台港澳。台湾自十九世纪末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战后回归，又在国民党政 权的统治下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峙。政治的对立及其所造成的疏隔，使我们根本看不到台 湾有文学，即使有也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香港的情况稍有不同，抗战期间及战后不久， 大批内地进步作家避难南来，使香港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抗日和反蒋的文化中心之一。这一段 历史作为中国抗战及战后文学的延伸，被纳入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但自新中国成立前夕进 步作家北上以后，在政治上，香港成为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包围的一 个链环，在文学上，与进步作家北上同时，是一批对新中国政权持怀疑或异议态度的作家南 来，并主导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因此，在以革命为定义的文学叙述中，作为西方“ 自由世界”橱窗的香港，自然没有文学，即使有也是资产阶级的、颓废的。 这种状况随着“文革”结束、中国开放、港澳回归和两岸关系走向和缓的进程，应当说已 经基本改变了。但为什么台港澳文学仍迟迟难以纳入中国文学的叙述范畴呢？其中必还有另 外一些观念和认识上的障碍。诚然，大陆地区的文学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体和中 心，无论地域之广，作家之多，读者之众，或者作品的经典价值，都是位处边缘、地小人寡 ，而且在其发展之初，不同程度受到大陆文学影响和推动才成长起来的台港澳文学所难以比 拟的。但大和小、多和寡、中心和边缘，是一对共容互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颠覆和置换的 范畴。对于文学来说，大和多并无绝对意义，只有作家和作品才是构成文学中心的要素；而 在考察文学的发展时，文学的运动方式，以及它所呈现的形态，是我们关注的两个焦点。恰 是在这个意义上，台港澳文学——特别是它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迥异于大 陆文学的运动方式和文学形态，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大陆地区以外的另一份经验，理应受到 20世纪中国文学叙述的重视与接受。承认了这点，就必须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无 论其运动方式还是文学形态，以及作家和作品的类型，都不是单一的，唯大陆式的，而是 多样的，包含着台湾和港澳的方式。在这个认识上，不能说所有的文学叙述者，都是一致的 。 当然还有一个虽然次要、但却使我们无法操作的原因，这就是长期的疏隔，使我们对台港 澳文学缺乏了解：而缺少资料和对个案（思潮、论争、流派、社团、作家和作品）深入的研究 和学术积累，也有碍于我们对台港澳文学作整体深入的把握，这使我们即便愿意将台港澳文 学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来叙述，也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不过这一问题已在逐步解 决之中。艰难走过20年的内地台港澳文学的研究，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和资料积累。问题在 于内地这些台港澳文学的研究者，大多虽从现当代文学研究出身，但除少数外，目前已基本 不再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了；而从事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除少数外，也基本上不接触台港 澳文学。二者之间存在的这道虽不算太深的鸿沟，却实实在在地阻碍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 学 发展的全景性认识和多元化的总结。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其一个重要方面的收获是注 意到了在大陆之外，还有着另外一个无论在运动方式和表现形态上，既与祖国文学有千丝万 缕关系，又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的存在。”并且认为，“这既 是一种视野的扩大，也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它带给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并不简单只是一个 量的增加，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②我想这一估价应当不会过份。认识到问题的存在， 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它已经把台港澳文学摆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面前了。 “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 把台港澳文学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视为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构性改变 ，其理由，不仅因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叙述中台港澳文学的缺席，更重要的是因为台港澳文 学所提供的，是不同于大陆地区文学发展的另一种模式和形态。 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一个文化的命题。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出现了局部的“碎裂”。1840年鸦片战争造 成英国对香港的割治；1895年甲午战争又带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而在此之前，澳门早于十 六世纪中叶就为葡萄牙以租借的名义而长期占领。台湾、香港和澳门虽都只是大陆南部边缘 的岛和半岛，远离中原大陆的中心，但却是外来势力进入中国的门户和跳板。东西方殖民者 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向中国内地扩张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时，也极力按照他们的意 愿来改造这些被他们占领了的地区，以适合他们的统治。这种改造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 即不仅按照他们的政治模式来建立他们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企图按照他们的文化样式，来 改变这些地区的社情、民性。这就使台港澳社会在殖民政治和文化的长期强媾下，出现了某 种畸形和异态。一方面是占这些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中华文化， 构成台港澳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主体与基础；另一方面却是外来的殖民者及代表他们利益与意 志的异质文化（东洋的、西方的），企望成为这些地区社会发展的主导。这种“主体”与“主 导”的分离甚至背离，以及“主导”企图对“主体”进行的改造，由此所引起的种种冲突、 对抗，融摄和转换，是构成这些地区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导致了这些被分割的地区，中 断与内地社会的同步发展，而有了自己渗透在殖民与反殖民历史中的特殊进程。相对于中华 传统社会，这种异态，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遭遇，给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和民族留下的伤 害。回到文学来说，中国局部社会的这种分割和疏离，也使秉承共同文化传统的文学，在这 些 地区出现分流。这种分流，并非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而是一种历史遭遇的偶然，是历史逼迫 文学接受的一种现实。因此，它是与文学分化的“文化命题”相对立的另一“历史的命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