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目前国内外许多大学中文系一般都有的“现当代”专业，顾名思议，就是“现代+当代”， 但何谓现代？何谓当代？分别起于何处，讫于何时？为何要“+”？怎样“+”？“+”起来作为新 的概念又有怎样的内涵？这都值得一问再问。 和许多其他学科的情形一样，基本概念这种不确定状态并不必然动摇“现当代”赖以成立 的根据；相反，正因为基本概念不确定，才不断有所拓展。一门学科基本概念皎如白昼，不 容任何怀疑与深察，倒说明它真的已经停滞了。我们讨论“现当代”的分期和相关的问题， 只是想通过对普遍接受而又潜含着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的基本概念做一些松动，为这门其实已 经并不年轻的学科寻找新的生长点。 就从“现代文学”说起。通常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间三十 年的文学称为“中国现代文学”，1917年以前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77年称为“中国近代文 学 ”，再往前则是“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上限这一长期公认的设定，近年来不断遭到挑战 ，似乎颇不稳定。 问题首先出在对上限的具体年份的理解。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不能笼统地讲“现代 文学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要说明究竟始于“五四”还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 动”始于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或者更早，始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 创办《青年杂志》，但“五四”作为特定事由引起的爱国学生运动，则是1919年的事。“新 文化运动”和“五四”在精神与人员组织上因缘极深，时间又如此接近，通常便混在一起讲 ，但这就有一个问题：“新文化运动”等于“五四”吗？许多当事人都不同意将二者等同。 胡适始终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动发起的文化改良或革 命，“五四”则是学生爱国运动，后来更演化为政治运动，二者无论如何不能混为一谈；一 定要联系起来，毋宁说“五四”打乱了“新文化运动”的步骤，严重影响了它的正常开展。 另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则强调“五四”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但前提也是将二者 区别开来。鲁迅向来就把“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分开来讲，从鲁迅到瞿秋白，一般都倾 向于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西方现代文化代言人在中国发起的文化改良运动，随着运动的推 进，开始的进步性因素渐渐让位于落后反动的因素，而“五四”则由中国现代文化更先进的 代表策动，凭借中国社会和知识界更大的进步力量后来居上，扬弃了“新文化运动”。三十 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这种历史观渐渐发展到用“五四”包容“新文化运动”，或只讲“五四 ”，不提“新文化运动”，影响至今未歇。 因此，无论在哪一方看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都是有分有合的两个概念。承认这 一点，则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917（或1915）还是1919，就并非可以或此或彼了；两三年之差 ，意味着对现代文学内在品质大相径庭的理解。 尽管现代文学上限的两三年之差非同小可，可毕竟太细微，年代之争往往被忽略，但这并 不表示实质性问题也可以忽略过去；容易拘于形式的年代之争淡化了，文学史分期包含的内 容之争倒愈加强烈地彰现出来。现代文学主导精神源于“新文化运动”抑或“五四”，难道 不 是现代文学史内部始终相争不下的两种意见吗？两种意见尚未统一，又怎能最后选择哪一年 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内容最终决定形式，对文学精神的理解影响着具体的分期，而一定的分 期，也总包含了对文学精神的一定的理解。 文学史分期往往如此：相差几十年、上百年，并无碍于文学精神的厘定，因为几十年上百 年里，文学没有什么变化，但有时一两年、两三年之差，文学史长河就可能发生重大转变。 分期上的锱铢必较，并非学者们的迂腐之见。 2 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更多的人主张应该再向前伸展，至少可以提前23年，上溯到1894年 “甲午”海战，因为这一战真正触动了国人，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诚心诚意睁眼看世界 ，向西方包括日本学习，这种学习超乎器物、法政而进到文化层次，许多西方典籍都在这23 年间大量翻译进来，出现了严复、林纾、周氏兄弟这样的翻译大才，西方各流派、各大小国 家的文学基本都有涉及，并开始严肃反思自己的固有文化，比如陈独秀、吴虞、蔡元培、鲁 迅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激烈反传统的呐喊。清末几百家白话报（据说1 900—1911就有140余家）和“国语运动”，不仅将语文改革纳入社会改革范畴，也从根本上 意识到语文改革对建设新文化、告别旧文化的意义[1]。这样一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中 国文学都势必要告别古代（近世）而跨入现代。 最近几位青年作者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到留日期间鲁迅文学观念的成熟，就提 出一个问题：“鲁迅将一切问题归结为文学，不仅把文学看作自己思想的出路，更将它视为 ‘立人’的第一要著：‘人’的出路和希望，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可能，就寄托于文学 。这是现代中国语境中产生的一种‘文学主义’。文学家鲁迅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的 深刻自觉。这种自觉完成于1907年至1908年间，远比10年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 ’ 更切近文学的本质，只不过未像后者那样立刻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五四’以后中国现 代文学的命运与有没有这种深刻的自觉密切相关”[2]，这里没有明确提出分期问题，但提 醒人们注意的是一个作家不可分割的前后期联系，以及被“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笼统说法所掩盖的文学史的复杂性。有个流行说法，叫“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注：王德威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人》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