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标准 历史（包括文学史）之所以要不断地重写，是由于在不断地发现、考证、订正过程中历史事 实的变动。在古代史的研究中，一个考古发现可能导致一整段历史的改写，这是常见不鲜的 。这种情况在现代史或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例如某种档案的公开，某个冤案的 平反等，都会因事实的变更需要重写历史。但相对于古代研究，这类现象要少得多，然而重 写的要求反而比古代研究急切，重写的现象也比古代研究多得多。在文学研究中，“重写文 学史”的呼声就是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发出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虽然离我们很近，但对新 生的事件的评价却不稳定。就文学而言，评价文学的标准不断地变动着。现代文学评价标准 的变化，比古代文学研究要快得多，大得多，激烈得多。凡是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评价标准的 变化，必然随之出现一次重写文学史的行动。我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我们也 可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评价标准”，甚至“一时期有一时期的标准”。 评价文学的标准的变化，归根到底，是起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这又是社会变动引起的。2 0世纪是中国社会变动非常急遽的时期，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也就非常激剧地变动 着，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道特别的景观。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中，借狂人之口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在他的第一篇杂文《随感录二十五》 中批判了孔子的“仍旧贯”的思想。这些都表现了“五四”时期新价值观取代旧价值观的要 求。用新的标准，也就是启蒙主义的标准，像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蕙的风》，便 是反映人的觉醒的优秀之作。中共成立之后，提出新的标准，能描写新兴阶级觉醒和斗争的 文学，为革命运动服务者，不管艺术水准之高低，“终能胜过一切过去的文学”（注：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民国日报》附刊《觉悟》，1924年10月6日。）；否则 就像“八股”一样的无用（注：恽代英：《八股？》，《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出版。）。到了鲁迅在广州黄埔军校演讲，提出文学是不中用的，“一 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说他愿意听大炮的声音，因为仿佛大炮的 声音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注：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 23页。）不可误以为鲁迅低估文学的作用，但的的确确反映 了20年代末，当新的中国革命高潮来临时，人们价值观的变动。在这种价值观的观照下，《 沉 沦》、《蕙的风》之类的作品，又变成“无用”、“不中用”的了。有的共产党人就把“五 四”新文学称为“荒凉的沙漠”（注：陶畏巨：《荒漠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 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我们不讨论这样的排序是否有永恒性，只就其提出的具体 历史背景而言，则是反映了当时甚至此后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何止是文学批 评，几乎在所有领域，那时都是“政治第一”。当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着假使 我 们不去打仗，敌人就会用刺刀杀死我们，还骂我们是奴隶（田间诗）的时候，那的确不是一个 侈谈艺术的时代。“九一八”后鲁迅便说道：“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 民族生存的问题。”（注：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 版，第591页。）必须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这里沿用 习惯的提法），或者他那篇《编者的话》（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实在 并无什么错误，却为何人们便立即群起而攻之。用左翼作家的宗派情绪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因为几乎同一时间对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批评，首先不是来自国民党方 面，恰恰也是来自左翼内部。在当时，人们观念中是“抗战第一”，也就是“救亡第一”、 “政治第一”。（即便在婚姻这样最“私人化”的领域，也常能看到“政治第一”，在择偶 时把政治条件摆在了首位。）反对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不仅是那一些人、那一些派，更是 潜藏在大多数人心中的“抗战第一”的观念和标准。 到了1949年后我们的学科建立时，上述的状况并未改变，相反，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 的胜利，“政治第一”的标准更强化了。“政治挂帅”成了各行各业都要遵从的工作中的最 高准则。建国后的第一部现代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立即受批评，从 根本上说，是由于贯彻“政治第一”的标准，未能全面、有力。尽管王瑶也以《新民主主义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但他采用了依体裁进行章节划分的体例（文 体分类型），在记述新文学的各种体裁的发展状况时，将政治态度各不相同的作家混合在同 一章节中，不易分出主次。这就被批评者扣上了“客观主义”、不分“主流、支流和逆流” 的帽子。如果他采用后来长期流行的作家论型（我又称之为“作家本位制”）的体例，我相信 情况会好一点。体例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必夸大体例的作用。但是作为历史，当我们回过 头去进行分析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它在那个特定背景下的作用。因为“作家论型”比较适 于体现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当着一场革命刚刚取胜之时，依照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很自 然地会以人们在革命过程中的态度、贡献、地位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我在《中国新文学 史编纂史》中，谈到建国初期干部定级、军人评军衔诸事。樊骏先生在他的评论中曾对此表 示异议，我在这里略作回应：举这些与文学史体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是为了说明当时 的“时代精神气氛”，大家对这类事情感到“非常自然”、“都能接受”（注：见《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