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文坛，因有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从始到终都不乏热点。总体 来看，这些文坛热点，问题较为重要，讨论也还深入，尤为明显的变化是，无名的火气减敛 ，学理的味道加重了。文坛从2001年起始，似乎是在逐步走出浮躁，回归理性。 上海重说“纯文学” 有关“纯文学”的讨论，源自《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发表的李陀的访谈录《漫说“纯文 学”》（李静采写）。李陀的访谈文章谈到“为什么要反思‘纯文学’”、“九十年代‘纯文 学’的状况和问题”、“‘纯文学’为什么不好看”、“严肃文学应该向古典小说和通俗小 说汲取营养”、“文学写作中的速度问题”、“现代主义面面观”六个问题。李陀认为，出 现于八十年代前期的“纯文学”的提法，到八十年代后期得到普遍的赞同，到九十年代成为 主流的文学概念，但它在近十年间对文学写作的影响不是很好，现在到了对它进行反省的时 候了。在九十年代，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 却没有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当下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 干预，尤其是“七十年代写作”的出现和“个人化写作”的张扬，更使文学与社会的脱节进 一步加剧。似乎“个人化写作”不仅是一种与时代合拍的写作，而且是真正的纯粹的写作， 这使九十年代大多数作家视野很窄，有种小家子气。李陀认为，在“纯文学”的问题上，作 家们固然应该重新思索，而批评家更需要反省，要联系国际国内的大背景重新考虑这一观念 ，不能自缚手脚，主动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中国向何处去，文学向何处去，这 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没法离开一个去思考另一个。 随后《上海文学》在2001年第4期到第8期，相继刊发署名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纯文学” 的话题。薛毅在《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一文中，从“纯文学”的提法源于文学的内部分类 说起，论述了“纯文学”由自律与自由逐步走向死胡同的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先锋文学的精 英化倾向。张闳在《文学的力量与“介入性”》一文中，着重论析了“纯文学”观念失却反 叛性尔后走向保守性，以及文学写作在涉及“介入性”时由虚弱逃离和粗暴介入，暴露出来 的作者的精神无力。他指出，写作的“介入性”首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写作的实践。葛红兵 在《介入：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信念》一文中，从五四启蒙文学的命题谈起，认为纯文学的 介入，其角度不在市场，不在体制，惟在于启蒙。而九十年代，文学不再介入人们的经验世 界，也不再介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它远远地独自跑开了。它成了不介入的文学。在介入的文 学方面，现代最伟大的代表是鲁迅，当代最杰出的传人是王小波。韩少功在《为“自我”而 知恶》一文中，着重就“纯文学”中的“自我”的概念进行了论析，他认为自我从来就不是 个体，一个人越要认识自我，就越要认识世界，一个人越是在表达世界，就越是在表达自我 。因此，一个真正闪耀着自我光彩的写作人往往是世界的投入者，而不是逃避者，甚至不是 旁观者。南帆的《空洞的理念》一文，前半部分阐述了“纯文学”概念出现的有益性和尔后 敛去锐气产生保守性的问题，后半部分论说了文学以丰富的感性经验对理性压抑的解除，并 认为，正是这种感性学的涵义和感性经验上的不断突围，使我们能在现今认清什么是文学。 总的来看，重说“纯文学”的各种看法，都紧密联系当下的文学现状有感而发，使这一讨论 事实上成为对新时期文学过程、经验以及新世纪文学发展与走向的论说与畅想。 关于“传媒批评”的议论纷纷 传媒批评或曰媒体批评，一般是指由大众传媒主导并在大众传媒展开的文艺批评。自2000 年始，便不断有人著文对传媒批评提出质疑与批评。2001年，除报刊发表署名文章评论传媒 批评外，一些有关传媒批评的专题研讨会也纷纷召开，从而把传媒批评问题更加显豁地提到 了人们的面前。 2000年3月18日《文汇报》“文艺百家”专栏，同时发表了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 评话语》，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两文从各自的角度提出并论评了传媒批评问题 。艾文由1999年底在传媒掀起的王朔批金庸、十作家批判书的“批判热”说起，认为一种新 的令我们感到陌生的批评话语已经出现，这就是传媒批评。尽管它背后依然受到意识形态的 支配，但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翼，它有着自身的运动方式与运动规律。如何正面发挥它的社会 批判能量，正取决于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工作。洪文则指出了媒体批评出现的 必然性、媒体批评面目的暧昧性，以及建立媒体批评的必要性。他认为，文学批评与大众传 媒紧密结合之后所形成的面目是暧昧而陌生的。而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 判断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一种审视媒体的目光，需要另一种媒体批评。 此后，有关传媒批评的批评不断见诸于报刊。2000年12月7日的《文艺报》，发表了萧云儒 《质疑“传媒文艺评论”》一文。萧文认为，由“娱记评论”或“小报评论”主要构成的“ 传媒文艺评论”，既对科学评论形成挤压和蚕食，又对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造成冲 击和侵害，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转换批评主体，窃取评论话语权；二，转换价值标 准，用评论制造新闻热点；三，转换评论目的，理性阐释成为文化消费的广告；四，转换心 理认同，诱使文艺评论和社会欣赏失足。他提醒人们，在西方已经出现的“媒介帝国主义” ，我们实在应该警惕。陈冲在2001年4月15日《文论报》发表《论“文学批评传媒化”》一 文，他指出，批评传媒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责怪传媒没有道理也毫无意义，矛盾的主要方面 还在于文学批评自身，它本应为广义的文学批评提供充足而且可靠的思想资源，现在它自己 却“缺席”而且“失语”。然而，它又被要求“面向大众”——实际上就是向传媒借鉴，那 么它不被传媒“化”掉还等什么？ 2001年第3期《南方文坛》发表了陈晓明、静矣、崔红楠三人的文章，从各自的角度评说了 “传媒批评”。陈晓明在题为《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的文章中，把媒体批评界定为“发 表在报刊杂志上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凶悍的批评文字”，他认为媒体制造的各种奇闻轶事 构成了文坛的主流热点和趋势，一方面媒体霸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一方面学术批评正在 走向没落，甚至走向“媒体化”。批评的主导趋势变成了一些消息、奇闻事件和无聊的叫骂 ，似乎不骂就不叫文学批评。静矣的《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一文，主要从两种批评的载体 不同、受众不同以及定位不同等方面，具体论说了两种批评的本质区别，以及两种批评都不 能令人满意的问题所在。崔红楠的《穿过我的网络你的手》，主要由自己的上网体验描述了 网络批评的自由与驳杂。他指出，网络文化在文学批评领域彻底抛弃了传道的牧师们，但在 形成公认的大众趣味方面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