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104-0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海外也叫作中国新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有着半个世纪的历史 了 。50年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学者都为这一学科的建设倾注了心血。虽然 ，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和治学方法不尽相同，但各方都有真诚的学者和通才，在这一学科的 各个领域中默默开拓，正是这四方成果的汇流激荡，才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蔚为大观，健康 成长。 香港地处交通要冲，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言论尺度较两岸更显自由宽松，各种文 化思潮得以在此争奇斗妍。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提倡政治挂帅，唯“左”是瞻；而在台湾 许多30年代的文学作品仍然是禁书；此时香港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却极为活跃：自60年代起， 便有曹聚仁、司马长风、李辉英等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整理成文，公诸于世。此后，在这一学 科耕耘的在港学者，有刘以鬯、陈炳良、梁秉钧、璧华、彦火、王宏志等。而成绩最为卓著 当属沙田学者，包括了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任职于中文大学的林以亮（宋淇）、余光中、梁锡 华、黄维樑、黄继持和小思（卢玮銮）。鉴于各家的研究领域、切入点及方法不 尽相同，本文先撮要介绍沙田学者的研究概貌和基本观点，然后理出大致脉络并作整体评价 。 一 林以亮1948年到香港，潜心翻译与编剧。1968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兼翻译中心主任 ，主持《译丛》。1955年，他回顾自我创作路程时说，“对十九世纪文学，我是从死心塌地 的拥护变成怀疑，再变成批判和排斥。”[1](P56)他这里说的19世纪文学，指的是拜伦、雪 莱、歌德、海涅等浪漫主义诗作。 70年代，林以亮先后出版了《昨日今日》、《前言与后语》和《林以亮诗话》等著作，深 入地讨论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创作的历史与现状，并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话剧、小说、文 学批评等文类。他评论的作家有林语堂、闻一多、茅盾、徐志摩、梁宗岱、冯至、朱光潜、 李健吾、曹禺、张爱玲、穆旦、施蛰存、李金发、卞之琳、杜运燮……还有几乎被埋没了的 吴兴华。 在《前言与后语》里，作者大胆地指出，新诗取代旧诗，自有功绩，但它也是中国现代文 学中成绩最弱的一环。我们的新诗作者对西方现代文学没有足够的认识，又不重视中国古诗 的传统与中国文字的特点，却深陷于浪漫的伤感纵情中，创作轻率随意。“拿情感看成诗中 最重要的因素，源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一向为五四以来的文学所信奉。这种看法，与现 代文学批评有很大距离。”[2](P1)文章细致分析了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功用，强调了诗歌 的多样宽广，强调诗人凭借精深的文化素养及知性，改造提炼原始情感的重要性。“认为没 有感情就不是诗，是19世纪浪漫主义盛行以后的事，18世纪处处以理智和通达事理为先…… 现代人的诗更是对19世纪的反动。”[2](P78)“诗可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如某些民歌，但 还可以是华滋华斯说的‘在沉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2](P80)作者说，“感情而要在沉 静中回忆，可见不纯然是自然地流露。痛定思痛才是真正的沉痛，和当场大叫一声‘痛死我 了’是不同的”。[2](P90) 《林以亮诗话》延续了《前言后语》的观点，并延伸到对中国新诗的评估中。他批评了新 诗的浅薄、狭隘与偏激，指出病根在于全盘接受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与背弃中国古典文化。 诗人“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根本忽略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性质、构造和音乐性”，[1]( P18) “整个读书界和群众都免不了浪漫主义的坏影响：无病呻吟，感伤，暴露，以破坏逞一 时之快，喜欢喊口号和用大字眼，感情冲动而缺乏自制，个人主义等等”，[1](P56)“他们 的作品都犯了浅而露的毛病”。[1](P60)被他具体指证的有：意象派（施蛰存）和象征派（李 金发），他们仅仅学得西洋诗的皮毛；冯至与梁宗岱，没有掌握梵乐希和里尔克的深邃、严 谨和纯真；新月派有贡献，“可惜他们只提出了一些问题，却不能深究并加以解答……他们 对西洋诗虽然熟悉，可只是极少数浪漫主义诗人”。[1](P56-60) 林以亮还思考了新诗的出路，从诗的形式、题材和语言风格几方面细加研究。首先，他研 究了新诗创作中节奏与字数的关系。他从方块文字的特点——建筑性（文字排列起来和印刷 后，每个字所占空间相等）入手，指出新月诗人已经了解这一点，但是“整齐的字数不一定 产生调和的音节，新月派诗人有时硬性规定每一个中国字等于英文的一个音节”。譬如，把 英文的五拍诗改换成中文的十个字一行。他认为，所谓的一拍只是随着语言自然节奏而来的 一个停顿，这种停顿通常是两三个一组，有时也可以多到四个字。许多新诗人对此认识不清 ，所以出现了要求每行字数一样的“豆腐干”体。[1](P1-2)此外，他还结合吴兴华、闻一 多的诗作，分析了新诗创作中借鉴英诗体式（如抑扬格无韵五拍诗、十四行诗等）的得失。[1 ](P18-19) 其次，他指出，新诗的理想模式应是现代诗的精神与中国古诗优秀传统的有机结合。他所 认定的现代诗精神是感性理性相融，包容人生百味的多元美感；它应富于启示，深邃而又纯 真，冷静而不滥情。他引用现代诗人奥登的话加以说明，“诗并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 ；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浅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随 时变换不定”。[1](P57-59)而他所说的中国古诗优秀传统也着重于包容性与启示性。他指 出，中国古诗形式谨严，而题材宽广，赠答、应制、唱和、咏物、送别，甚至议论和讽刺都 可以入诗。可惜许多新诗作者戴着19世纪浪漫主义的眼镜看中国古诗，结果未能发现那些能 “给读者一种新的启示，使读者对人生和历史有更深了解”的好诗。他还指出，40年代初期 ，出现了王佐良、杜运燮、穆旦这样一批诗人，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出发点和技巧与西方现 代诗人非常接近，可惜未能与古代汉诗接上，反而把新诗与古诗传统和汉字特色的距离越拉 越大。[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