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方《乌泥湖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的解读必须从她发表于1990年的中篇 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起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祖父在父亲心中》乃是《乌泥湖 年谱》的雏形。将二者作一粗略的比较，即不难发现《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的“父亲”与处 于《乌泥湖年谱》中心位置的丁子恒的一致性。丁子恒与“父亲”一样生有四个孩子，三个 男孩与最小的女孩，且最小的女孩，即《乌泥湖年谱》中的嘟嘟与《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的 叙述者“我”都出生于1955年；丁子恒与“父亲”一样都是从长江下游局调至武汉的高级工 程师，且都一样地喜欢古诗词有着较为深厚的古诗词修养；丁子恒与“父亲”一样都是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的侥幸漏网者，且原因都一样地是因为名额已满之故。在《祖父在父亲心中 》中，“父亲”虽然一次也未被批斗过，但却被一个叫王洪昌的同事领头抄过家，《乌泥湖 年谱》中的丁子恒也同样未被批斗过，但却被一个叫王志福的同事领头抄过家；“父亲”曾 经在小哥哥的自行车上写了语录牌，而三毛则在丁子恒的自行车前嵌上了语录牌；“父亲” 与 丁子恒都曾经在被抄家前让二哥亦即二毛把相册上有可能被指责为罪证的相片全部撕下焚烧 。从以上所罗列的两个小说文本大致相似的情形，的确可以发现《乌泥湖年谱》与前此的 《祖父在父亲心中》存在着相当重要的内在联系。从方方的小说创作历程看，可以说对知识 分子内在精神世界的探寻与表现始终是她极为关注的重要思想命题之一。此处所提及的两部 作品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小说文本。应该说，在方方的小说写作历程中，《祖父在父亲 心中》是一篇相当重要的小说。原因就在于，在这篇小说中，通过“祖父”与“父亲”形象 的反衬对比，方方继她曾引起极大反响的以探究表现市民生存境遇而格外引人注意的《风景 》之后，首次将自己的笔触伸向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在“祖父”正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 贵气节的映衬下，“父亲”精神世界之猥琐怯弱就显得相当突出了。然而问题在于，在血管 里流淌着“祖父”血液的“父亲”竟何以会与自己的前辈形成如此之鲜明的反差呢？答案当 然离不开“父亲”所置身于其中的一种相对畸形的社会文化语境，而《祖父在父亲心中》这 一小说也已经在这方面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挖掘探寻与艺术表现。然而，或许是因为受制于中 篇小说这种篇幅较小的文体制约的缘故，或者是因为写作《祖父在父亲心中》时的方方自身 对 自己所欲探究表现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这一命题的思考认识尚未成熟的缘故，《祖父在父亲 心中》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探索实际上并未达到透彻的尽如人意的地步。但从《祖父在父 亲心中》与《乌泥湖年谱》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点上，则可以说其实在写作发表了《 祖父在父亲心中》之后一直到动笔写作《乌泥湖年谱》这一几乎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 里，方方其实一直没有放弃过对知识分子精神命题的深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可以武 断地说，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探究与思考业已构成了方方无以脱解的一种思想与艺术情结。在 这个角度上，则又可以把《祖父在父亲心中》看作是《乌泥湖年谱》的前奏曲，在《祖父在 父亲 心中》中首次郑重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问题只有在写出《乌泥湖年谱》之后才算 得到了一种较为圆满的解答。假如依照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父亲”这一形象约略地等同 于丁子恒的话，那么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认真地读过《乌泥湖年谱》之后，我们才可以真正 地明白“父亲”也即丁子恒的精神世界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猥琐与怯弱的。然而《祖 父在父亲心中》很可能是由于中篇小说这种文体形式制约的缘故，作品以与“祖父”形象相 对比的方式只是集中着力于“父亲”形象的展示与刻画，到了《乌泥湖年谱》中，虽然丁子 恒依然身处于文本的中心位置，但小说所描写展示的生活场面与涉略塑造的人物形象却已经 有了大幅度的扩增。在这个意义上，则可以说只有到写作《乌泥湖年谱》的时候，方方关于 知识分子精神命题的思考才呈现出了某种成熟的姿态，只有在完成了这部近期内难得的小说 力作之后，方方意欲以“年谱”的形式梳理展示，并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生存困境与精神谱系 的创作意图才得到了一种相对完满的实现。 在“文革”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于方方《乌泥湖年谱》所明确标示 的1957年至1966年十年间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进行反思表现的小说作品是层出不穷的。1957 年至1966年，方方以年谱形式记录的这十年，对于如丁子恒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异常残 酷无情的严冬季节，是他们从肉体到精神惨遭蹂躏糟践且不复再有人格尊严的一个时期。虽 然说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被贬抑并非起始于1957年，虽然从作为1942年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背景的整风运动起始知识分子就早已踏上了一种万 劫不复的苦难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惨痛人生经历才为作家对之进行存在 性的审视与表现并从中透视出丰富复杂的人性形态与人性内涵提供了艺术探询的可能性。惟 其如此，“文革”结束后的小说界才会大量地涌现出许多探寻表现当代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的 作品来。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许多表现当代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的小说作者中绝大多 数都曾经如他们笔下的人物一样有过类似的现实遭际。这也就是说，他们乃是基于自身的生 存经验而进行自身文学世界的构建的。在这一方面，右派作家的小说写作乃是一片极其突出 的艺术风景。应该说，由于这些作家一种惨痛的亲历性经验存在的缘故，他们的创作显得格 外地真切而又沉痛异常，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受其亲历性经验制约的缘故，这些右派作家 们在写作中又会自觉其实更多是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进行一种自我矫饰与自我美化。他们往 往会不自觉地以一种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的文化心理将自己美化为某种苦难的基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反倒产生了一种美化苦难并进而消解苦难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自审性文 化心理的匮乏乃是从根本上制约这些右派作家（此处必须强调一点，上述推论只是针对一种 普遍意义上的右派作家群而言的，我们同时也并不能否认其实仍有个别作为特例的作家，比 如王蒙的客观存在。其实，这也正是所有试图进行抽象的文化或文学概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一点，诚如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所言：“黑格尔曾说具体的普遍性不同 于抽象的普遍性，前者可以将特殊性和个体性统摄于自身之内。我认为这只是存在于黑格尔 的逻辑学中，而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实际上，普遍性愈大，它所能概括的特殊性和个体性是 愈 少。”信哉斯言！）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无法在小说写作上取得更大成就的原因所在。而这， 也就为后来一些作家在这一方面的非亲历性写作提供了可以有所作为的一种艺术可能性， 虽然这一方面的小说文本在迄今为止的文坛上还甚为罕见。就笔者所涉略的阅读范围而言， 在 这一方面最早作出尝试的乃是两位女作家，一位是方方，另一位是王安忆。方方《祖父在父 亲心中》发表于《上海文学》1990年第4期，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则刊发于《收获》1990 年第6期。虽然从发表时间看方方似乎略早于王安忆，但在社会上形成更大影响的却是《叔 叔的故事》。在《叔叔的故事》中，王安忆借助于较叔叔低一辈的叙述者“我”带有强烈审 视 色彩的视角对在“文革”后一度成为汹涌大潮的右派作家们小说中的右派自身形象进行了彻 底颠覆性的全新观照与塑造。在这一小说文本中，在右派作家笔下几乎形成一种模式化形象 系列的右派知识分子自身类乎于苦难基督般的神圣色彩几被完全消解。在某种意义上，这些 右派知识分子的自身形象遭受了一次事后很难再重新得以复原的致命伤。或者说，正是方方 与王安忆（值得注意的一点乃是王安忆的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她们这两部中篇的写作，才把 已基本定型化了的右派知识分子小说的思想与艺术蕴含又向纵深处推进了一步。之后出现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非亲历性右派知识分子小说乃是尤凤伟的中篇小说《蛇会不会毒死自己》 （载《收获》1998年第4期）。在发表的当时，该小说就曾以其对右派知识分子迥异于其他亲 历性作品的独特勘探与表现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当时，《当代作家评论》曾刊发过一组有关 该 小说的批评文字）。现在当笔者正在写作此文的时候，读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 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方才知晓《蛇会不会毒死自己》乃是尤凤伟这部长篇小说的一部 分。《中国一九五七》当然也是取非亲历性视角（虽然作品采用的乃是虚构出来的一种足以 乱真的第一人称自传方式）表现右派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与精神世界的一部重要作品。在某 种意义上，该小说与我们此处所主要谈论的《乌泥湖年谱》乃构成2000年度以非亲历性方式 创作的以探究表现右派知识分子的生活其实更主要却是精神心理发展历程的长篇“双璧”。 由于篇幅的关系，此处不准备过多地讨论《中国一九五七》，但对包括该小说在内的这些非 亲历性右派知识分子小说阅读的一个直接结果，却使笔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类作品与那些有 着右派生活体验的右派作家们的亲历性作品显著的区别差异的存在。在我看来，亲历性写作 最值得肯定的乃是作家一种生存体验的真切性，这种真切性因为作家自己所确有过的切肤之 痛而往往可以轻易地牵制打动读者的心灵。但另一个方面，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有 着一种个体所独有的一己的生存体验，所以这种体验却又往往会不自觉地遮蔽生活的普遍性 ，遮蔽其他有类似经历者肯定迥异于作家自己的另外的生存体验，并因了这种体验局限制 约的缘故，而无法跳出自身之外取别一种更阔大的视野来对自我的经历与体验作更深刻的观 察与反思，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也。与此相反，非亲历性写作虽 然似乎少了一种体验的真切性，似乎丧失了一种实在的切肤之痛，但却可能因为置身于事外 因为某种必然的距离存在而对事物本身产生一种更为全面立体也更具普遍性的观察与反思。 与亲历性写作相比较，非亲历性写作对事物的表现既可能更为客观冷静，同时也有可能对事 物进行一种因避免了自我因素的缠绕而更加冷峻透彻的独具一种清明理性的批判审视。我们 在此处不准备也无必要对亲历性写作与非亲历性写作作一种高下优劣的判断，而事实上，从 中外文学史的实践情形看，则应该承认，无论是亲历性写作还是非亲历性写作，都产生过优 秀的文学精品，这也就是说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对这两种写作方式来作一种优劣高下之比较。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比较意义上，辨明这两种写作方式所各自具备的特征或优势而已。但 就文本所讨论的以探究表现右派知识分子生活为基本主旨的小说范畴而言，则因为其中绝大 部分都是亲历性写作，而只有到晚近一个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非亲历性写作，而这 些非亲历性写作与此前盛行之亲历性写作相比，又确实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应该说在某 种 意义上乃构成了对右派知识分子小说写作向纵深度的拓进的一种有力推动，因而其意义上与 价值也必须得到充分的认识与估价。而这，也正构成了我们进一步探究这部《乌泥湖年谱》 的一个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