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新文学大师，茅盾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早已为学界公认的。 至少在80年代中、后期，茅盾还同鲁迅一样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一面光辉旗帜被文学史家和文 学研究者评说。但此后随着西方“纯”文学思潮的引进和文学价值观念的大幅度调整，注重 社会价值取向的创作传统被搁置一边，对茅盾的评价也随之出现大幅度倾斜。我以为，这既 不是对茅盾这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作家个体作出的准确的价值判断，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 中一种重要创作现象的轻率否定。因为对茅盾这位影响深远的作家而言，他既显示出鲜活、 生动的个体特色，同时也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被人们称为具有范式意义的“茅盾传统”的存 在。因而，对茅盾及其创作范式的评价，实质上也是对一种文学史现象的评价，而评价的失 衡也就意味着中国新文学一种积累深厚的文学传统的随意丢弃，这便很值得忧虑了。在当下 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产生较大偏差，创作中的价值失落已形成一种倾向性问题时，重提“ 茅盾传统”，探讨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也许不会是一个多余的话题。 一 “茅盾传统”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精神由此及于一种文学史现象的概括，并非始于近年。 已故著名捷克汉学家雅罗斯夫·普实克已涉及到“茅盾传统”问题的阐述。他认为中国文学 史上曾有过两个传统，即“抒情诗传统”与“史诗传统”，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继承传统而 言，前者以郁达夫为代表，艺术风格偏重主观、抒情，后者以茅盾为代表，艺术上偏重客观 、写实（注：参见《普实克和他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论述》，《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他对茅盾的作品便多次给以“史诗式的图画”或“叙事诗史式”之类的评论（注：引自李岫编：《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259、736、143 、250页。 ） 。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不但精辟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分别由鲁迅与 茅盾各自开辟一种传统”，而且还明确地提出我国的现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个“茅盾模式 ”的命题（注：《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 52年第15期。 ）。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学者在论及中国新文学两个不同时期的两种创作“范式 ”时也使用过“茅盾传统”的概念。如有学者认为，三十年代《子夜》等作品的出现，形成 了“一种不同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艺术传统的‘范式’，甚至可以说，由《子夜》、《 林 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茅盾传统’的东西”（注：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上述评论都阐明 了茅盾有资格代表中国新文学的一种“传统”，虽然它们对“茅盾传统”的评论视角、意义 揭示、价值判断并不完全相同，沿着这一思路前进，倒是可以启引我们对“茅盾传统”作出 更深层次的思考。概而言之：体现范式意义的“茅盾传统”就其自身的独特性及其对中国新 文学的深刻影响而论，最突出的体现在下述三种传统上。 其一是积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茅盾作为中国新文学中一位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杰出代 表，就在于他从理论自觉性与创作实践自觉性两个层面把握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有深切理 解，因而能自始至终高举现实主义旗帜，并为中国新文学开创了一种充分反映“时代性”与 “社会化”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理论层面上，茅盾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对现实主义理论作过深 究而又有自己独特见地的少数作家之一。作为首先是文学理论家然后才是作家的茅盾，他在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主要做的是理论工作，对世界文学新潮作过一番“穷本溯源”的探索思考 过程。他早期推崇过新浪漫主义，又一度倾向于左拉的自然主义，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反复 比较、筛选，看出了“新浪漫主义从理论上或许是最圆满的”，但却不适于在当时的中国提 倡（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17号（1922年）。 ），从自然主义“专在人间看出兽性”里发现“左拉的危险性”（注：茅盾：《“左拉主义”的危险性》，《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第50期（1922年）。 ），最终认定现实主义 是最可取的选择：“时代的客观的需要是现实主义，所以写实文学就成了主潮”（注：茅盾：《浪漫的与写实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 ）。带着 如此理论自觉性，必使茅盾对现实主义的特征有本真的理解。普实克就认为，茅盾“所用的 是欧洲正宗的现实主义方法”（注：参见《普实克和他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论述》，《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指出的便是其坚持现实主义纯正性的一面。正由于此， 在创作层面上，茅盾必会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自觉借鉴、运用欧洲正宗现实主义作家托 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的创作经验，细密地、整体性地描写现实，写出了《蚀》、《子夜》、 《霜叶红似二月花》这样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正如普实克评论其创作时所指出的，“除了 鲁迅之外，谁也不曾像他那样真切地、现实主义地描绘了战前的中国社会”（注：参见《普实克和他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论述》，《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