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01)05-05-07 以白话新诗出现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现代诗歌，即将走完她诞生后的第一个世纪之旅。号称 “国刊”的《诗刊》曾在它的读者中做了一次广泛涉及诗歌现状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项“ 你 最有印象的现当代诗人”。据该刊公布的调查结果看，名列当今读者“最有印象”中的前五 十名“现当代诗人”，绝大多数健在并活跃在当代诗坛上，属于现代文学史的已故作家仅八 人，按得票数的排名是：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李季、田间、何其芳、鲁迅、闻一多。 这八人中，除鲁迅外，均是以诗歌创作或相关创作与研究终其一生并建树卓越的新诗大家， 理应“榜上有名”；而鲁迅，一般来说，并不以诗歌特别是“新诗”为专长。他本人曾多次 声明：“（新诗）我自己实在不会做”，“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实在不能说什么”，甚 至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 也”（鲁迅《致窦隐夫》，1934）。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自谦的“非诗人”在他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年轻的中国新诗的爱好 者们（《诗刊》是一本以新诗为主体、新诗读者占大多数的刊物，调查对象亦应如此）仍然将 他列在“最有印象的现当代诗人”之中，让“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同新诗、同现代中国 诗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诗歌的光荣。其理 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这项来自广大读者群中的“选择”绝非偶然，它既反映了一定程度的 民意，更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历史发展进程（包括当代诗坛现状）中内涵的某种必然性、规律 性的东西。研究并揭示它，仍是现代诗学的任务，也是当代鲁迅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上是笔者在闻听《诗刊》调查结果后的一点直觉印象与强烈观感，而要认真地面对“鲁 迅与中国现代诗歌”这样的重大论题，那接踵而来的压力，却是笔者自己腹中的“空空如也 ”了。好在鲁迅著作并非“天书”，读过且至今仍印象深刻的还不在少数。虽然系统和深入 的探讨非我所能或有待时日，但约略地提出某些方面的事实与观点以引起关注与议论，也许 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才不揣冒昧地勉力为之，就教于方家和 读 者。 新诗草创期的播火者 无论就创作个性，还是本人的气质而言，鲁迅都有非常“诗人”的一面。这是为他的全部 作品和许多同时代人的回忆所证明了的。他同诗歌的“缘份”之深，始自他学生时代的旧体 诗 习作。从写于1900年的《别诸弟三首》到1903年的名作《自题小像》，一位自称“戛剑生” 的新锐精进的青年爱国诗人的形象，已跃然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华夏诗坛上。而对我们 三千年民族诗史也走到历史转折关口的泱泱诗国来说，时代与命运究竟能让他担负起一个什 么样的角色来呢？像黄遵宪(1848-1905)那样被论者喻为但丁式的“属于旧世纪的最后一个诗 人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个诗人”，鲁迅的年龄和阅履历似乎都还不够：他仅仅是赶上了戊戌维 新那辈人所经历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神州陆沉与时代骤变的尾声，接上了《人境庐诗草》作 者所倡导的却未能真正实现的“诗界革命”的余绪。而像胡适(1891-1961)、郭沫若(1892-1 978)那样的现代白话新诗的开山者与奠基人，比他们年长十岁左右的鲁迅在1919年中国现代 历史揭开新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又早过了与新诗创作密切相关的“青 春期”，进入了更为成熟和相对冷静的中年。这个新的“时间差”，也许只有利于他承担起 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现代杂文和散文的拓荒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旗手的使命—— 对任何一个作家和中国这样历史文化传统极具丰厚、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以上承担已经是 非常艰巨和非常难得的了，因此再“要求”鲁迅在中国现代汉语言文学中充当普希金在俄国 文学中曾充当过的那种“全能角色”，显然是不现实的。 然而，鲁迅毕竟是伟大的时代先驱和杰出的思想界斗士，他从旧体诗文出发并受到民族民 主革命和世界文学潮流猛烈冲荡的早期文学创作实践，在二十世纪初年刚刚萌芽，几乎处于 “单枪匹马”之势，即显示出了锐不可当的思想锋芒和深刻、巨大的影响力，对多年后才登 场 的白话诗以及其后展开的中国新诗史，同样起到了催生、促进与鼓舞的作用。这方面的主要 贡献，便是他写于1907年、发表于1908年《河南》杂志、1927年又被作者收入他的第一部杂 文集《坟》中的长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出于26岁仍在日本求学的青年鲁迅之手，是他在内外刺激下决心弃医从文 ，转向提倡文艺运动改变国民精神，呼朋唤友筹办《新生》杂志时期而写的启蒙文论。3万 多字的长文中，着重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一批十 九世纪欧洲革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他们虽“种族有殊，外缘多别”，但在鲁迅眼中却是“ 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 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对于这样一派为世俗所不容、为反动势力所仇 视的“摩罗”（恶魔）诗人，鲁迅却亲之、敬之，热情地介绍其生平事迹，高度评价他们作为 “国民诗人”、“报复诗人”、“爱国诗人”和“精神界之战士”在文学和历史上的丰功伟 绩；更把期待和热烈的目光，投向当时已陷入“秋肃”、“枯槁”、“寂寞”和“旁皇”的 中国思想界、文化界：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美善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 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而在所有能激发“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的文艺形式中，鲁迅特别看重诗歌撼动 人心的力量：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 ，其声沏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 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 《摩罗诗力说》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评介十九世纪西方进步浪漫主义诗人 的专著，也是一部集中、鲜明地体现了鲁迅早期爱国、民主、进步倾向的美学理论力作。像 他 后来所做的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偷运军火”的许多工作一样，这篇视野开阔、气魄宏 大、议论风生、不同凡响的“诗与诗人论”，同内外矛盾日益尖锐的中国社会现实紧密联 系，深刻地反映出先进的知识者渴望变革“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理想要求，为即将到来的席 卷 神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吹响了“中国革命破晓时期刚健雄伟的号角”（赵瑞蕻 语）。它的出现，比胡适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早整整十年，和同一 个时期鲁迅所写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重要文章一起，如爝火不熄，星斗阑干 ，在东方微明的地平线上，烛照着一代新诗人的崛起之路，迎来了白话诗开篇的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