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

      一

      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心由上层建筑层面向经济基础层面的转移，作为 上 层建筑部门之一的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空间里所居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应， 文学创作实践及理论实践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具体地讲，文学不再是能 够直接表达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而也就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履行国家意识形 态职能的权威性的社会文化话语。当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仍需为自己的写作活动担负必要 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责任已经与在其他行业领域谋生的社会成员所担负的职业道德责任没有 质的差别。更进一步讲，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写作活动，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19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空间里，主要是作为个人思想感情的表述方式被容纳和被接受的。 表面看来，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与1920年代末期之前十几年间的社会文化氛围颇有些相似 。然而更深入的观察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两种遥隔70余年的社会文化氛围之间的相似性，是 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结构形态和社会思想形态的基础之上的。

      1920年代末期之前十几年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结构塌陷、思想失范的社会。面对因外来强 势文化的持续冲击而敞开的世界文化图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坠入了自我和 社会双重认同危机的深渊。换言之，那是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身心状态和自己的生存境遇失 去了理性把握能力的时代。尽管当时有大批强硬的顽固保守分子坚持捍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尊严，但由于最集中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力量的中国传统型的国家政治架构（注：鉴于目前国内学界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分期及其性质界定的问题上已逐渐开始重视与“ 原始——奴隶——封建”三段论截然不同的观点，而我自己也认为，在与“原始——奴隶— —封建”三段论不同的观点中，的确存在着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更有价值的认识框架及分 析视角，所以在这里，我避免使用“封建社会”或“封建政权”之类的说法来指认中国古代 的社会、政治形态。关于与“原始——奴隶——封建”三段论不同的一种界分中国古代社会 史的观点，可参阅[美]石约翰(John E·Schrecker)：《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王国良译 ，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6月版。

      ）已经彻 底崩溃，并且在此之前已经陷于长期瘫痪状态，所以顽固保守分子的国粹主义立场，本质上 仅仅是一种空虚无靠的精神姿态，并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制约力。当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 的文化力量从社会意识层面上积聚起来，一边对传统文化展开渐趋猛烈的批判，一边又越来 越积极地利用外来文化资源对现实社会文化形态进行价值重估时，顽固保守分子们除了在一 定范围内制造出有限度的舆论压力之外，完全不可能调动起对抗性更强、威慑力更大的国家 政 治因素，向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文化力量实施立竿见影的反击或钳制。这种状况直到19 20年代中期以后才因着北方和南方陆续出现了较为强有力的政权集团而告终结。

      而1980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间的中国社会则是一个在结构层面和功能层面成功地推行了一 系列重大的自我调整措施，最终使社会内部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加稳固也更加富有弹性的社 会。原先在国家政治文化系统内处于中心位置的上层建筑，虽然不再作为社会文化空间中最 活跃的层面而令人瞩目，但它远非一个丧失了社会文化支配权的从属性的社会文化层面；恰 恰 相反，在带动和保障经济基础层面的市场化进程的同时，它支配社会文化的能力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加强及丰富。正如一些论者后来所指出那样，1992年前后中国社会里出现了一种将市 场经济意识形态化的思潮。（注：王元化先生在《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一文中，曾对这 种习惯于将政治信念或文化理念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深入检审，并指出这种思维模 式是以中国固有的意图伦理传统为基础的。在我看来，1990年代中国社会里所谓市场意识形 态 的兴起，也可以说是意图伦理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中的一次凸显。

      ）面对这种思潮，文学界最初的反应是被动而机械的。继一部分 作家吵吵嚷嚷地“下海”（注：“下海”原系传统戏曲界的行话，指业余演员成为职业演员，1990年代中期前后被用来 专指脱离国家企事业单位而从事各种商业经营活支的做法。文人“下海”在当时是备受舆论 关注的一个现象。

      ）之后，大批与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性质完全不同的， 以迎合企业、商贸、金融、甚至行政领域的宣传需要为目的的所谓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从创 作层面悄悄冒了出来，而在理论层面上，则掀起了一波讨论文学作品的商品价值和作家的市 场角色定位的声浪；与此同时，整个文学系统不由分说地被所谓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风尚 所裹挟，转眼之间，中国文坛上便插满了形形色色的文学与实业联姻联谊的旗幡，乐于慷慨 解囊赞助文学活动和文学报刊的实业家们不仅开始频频以文学家知心朋友的形象出现在文学 界的各种聚会上，而且还进一步在受其赞助的文学报刊上占得了一块又一块抛头露脸的固定 版 面。但事实上，有资格赞助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并且有资格在全国性的文学报刊上扬名的实 业家，多为国家大型企业单位的法人代表，换句话说，他们个人的名字和形象仅仅是作为国 家经济组织的临时代码而得以通过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报刊亮相的。很显然，这样一类 并不以个人形态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为背景的外部因素的介入，根本不可能给文学系统带来 任何对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有影响的个人意识。相对于文学界与实业界联姻联谊或实业家赞 助文学活动等生硬僵化的方式，一个运作灵活的书刊出版体制能够更深入更自然地把文化市 场对文学创作实践的调节作用贯彻到位。今天回望1990年代中期，不能不承认，当时把文学 系统步步纵深地推向市场的力量，最主要地是来自图书出版业而非赞助了文学活动的其他各 类企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