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4-0141-05 一、引言：“新民歌运动”与新诗大众化问题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一九五八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一位诗人在“新民歌运动” 的第二年谈到这一运动时说。他认为，在其他文学品种的创作普遍陷入低潮时，“一九五八 年的诗歌界却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接着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运动的“ 盛景”： “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 “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 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 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1] 这确乎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颇为奇特的景观。正是在1958年，新诗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 风雨洗礼。这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及“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 的“新民歌运动”的特点在于：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限时限量、高指标高速度完成创作， 成为推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运动受到“运用质朴生动的民间语言、捕捉新时 代气息”的良好愿望的支配，民歌创作成为表达人民向新的时代、社会感恩的方式和手段， 用一位当年积极响应并参与运动的文艺领导人的话说就是，“解放了的人民在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 的或文学的创作中表现出来”[2]。的确，运动本身所显示的激情与它的“时代精神”是相 得益彰的，或者说这场运动恰切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氛围。 今天，当我们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这场充满喧嚣的诗歌运动时，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 发觉了其背后隐藏着的诗学疑难和症结。正如郑敏先生所说，这场“全民文化炼钢的收获” 之一便是，20世纪中国诗坛上诞生了一批“纯种中华诗歌”；它们其实“是一个苦难的民族 在一场乌托邦之梦中的呓语”，“天国之梦中的豪言壮语与事后跌得遍体鳞伤的真实情况是 多么奇妙的联系！又是何等无情的讥讽！”[3]。人们常常将这场运动的发生归咎于与之丝缕 相连的具体历史和社会环境。实际上，如果从新诗自身发展的历程去追溯，我们仍能清楚地 发现它的某些内部根源。“新民歌运动”可被看作五四以来新诗走向“大众化”（民间化乃 至民族化）的一次努力。只不过，如所周知，这次努力最终以“古典”+“民歌”的极端模式 纳入了政治异化的轨道，从而适得其反地将诗推向它的反面即“非诗”，新诗的“大众化” 也未能真正实现，而是越来越远离这一目标。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大众化”本身也变得 愈加“晦暗不明”。[4] 二、悖论的端倪：五四新诗的一份遗产 对于新诗来说，“大众化”何以构成了一个问题，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所谓“大众化” ，也就是普及化，它要求新诗最大限度地得到理解和接受，成为多数人能够运用的手段。在 特定年代里，新诗的“大众化”就是要把诗歌当作宣传、教导的工具乃至“战斗的武器”。 “大众化”就是启蒙。新诗的“大众化”问题应该回溯到五四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及与 之相联的文化运动，既然它为后来全部的新文学现象提供了源头。从整体上看，五四新文化 运动在文学上的反应，基本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借助“俗文学”（大众的民间的文学）向传统进 行挑战、反叛的举动，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众化”。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文白 之争”的语言大战：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意识到，为了反抗旧的文化传统，确立新的文化格 局，必须首先从语言上革新，废除贵族们“独享”的文言，将佶屈聱牙的语言“古董”一扫 而尽，而代之以通俗平易的大众语言——白话，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新文化（文学）传播和影响 的范围。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底层大众的文化、语言和文学，重新挖掘他们所认为蕴藏于 后者之中的“宝藏”。这股取法大众（民间）文学进行变革的浪潮，事实上从晚清“诗界革命 ”起就已涌动，“诗界革命”产生的“新学之诗”大量采用方言俗语，并以民间歌谣入诗， 可谓开了五四新诗取向大众（民间）的先河。五四时期，胡适、刘半农等在倡导白话入诗的同 时，将白话的主要资源确定为方言俚语。对于新诗的语言材料，他们在繁与简的选择上趋向 简，在雅与俗的选择上偏于俗。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提出作诗要“不避俗字俗语 ”（“八事”之八）；刘半农则致力于多种诗体试验，其中以歌谣体最为人称道，1918年2月 他还和钱玄同、沈尹默等一起，在北大成立“歌谣征集处”面向全国征集歌谣，要求“歌群 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语不可改为官话”[5]。与胡、刘等的主张相呼应，周 作人、陈独秀等更是举起了“平民文学”和“通俗的社会文学”的大旗。 显然，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包含的启蒙性质，即用新鲜的文化去唤醒民众、普及民众智慧的 文化变革的目的，致使新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种目的与方式之间的悖论式循环：一方面， 出于传播方式、接受群体的考虑，先驱们不得不寻找一条直接、有效的途径，将他们的思想 、观念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方式”，他们又返身向他 们的启蒙对象（大众）求索资源。这是富有意味的。这一深刻的悖论贯穿新文学（新诗）迈向“ 大众化”（民间化）之途的始终。形成这一悖论的逻辑前提是：大众需要启蒙，因为在大众那 里天然储存着某种文化（文学）的原始质料，而大众并不自觉；所以启蒙者只要把这些质料索 取过来，便可反过来用于“教养、训导大众”的启蒙活动。这一文化和诗学的悖论，始终羁 绊着新诗的成长历程，也深深影响了新诗“大众化”的实现。这一悖论确立的“启蒙-索取 ”模式，在后来渐渐演变为“宣传-认同”模式，最后蜕化为“自我批判-依附”模式，也就 是启蒙对其启蒙对象的态度，由最初有计划的择取逐步变成毫无保留的认同，终因不加分析 的依附而被淹没在其对象之中，从而丧失了“大众化”目的即启蒙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