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创作的成就曾这样公正地评价说：“散文小品的成功 ，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其实，这里也涉及到了散文作为当时“文学”四体之一的 独特而深刻的文体优势。散文这种文体，是一个民族感情和心灵的诗意表达，是其思想及情 绪的深刻言说。它是生命的体验、灵魂的赤裸，人生的感悟、时代的表征。新文化的伟大先 驱和旗手鲁迅，把创作的重心放在了散文、特别是杂文创作之上，可以给我们以深长的思考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共有五位作家的五部作品获奖，现“一瞥”如下： 李国文《大雅村言》：现实与历史的沟通和引申 他原本是一位小说家，以一篇处女作《改选》“一鸣惊人”，又由此而带来“一生坎坷”！ 但正如外国哲人所言“不幸，是造就作家的最好的大学”那样，此后，他的才、情、胆、识 都更加成熟，其小说对世事人生观察的深刻、构思的奇颖和语言的锋快畅达都堪称一流。这 些年，他更是关注现实，反思文坛，认真读书，改写散文，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果——《大 雅村言》（以下简称《大》）就是一个集中的展示。 《大》是用他那颗真心写就的，表现了一个散文家所特有的真诚。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 者与编辑的缘分》，写了他对《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以及李清泉、秦兆阳等）这位最初的 文学“摆渡人”的没齿感激之情，发出了“真识货者，编辑也！”的由衷赞美之词，使人感 到他捧出了自己的心！即是对那些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小人”们，在他吃尽苦头且认真对比 了 中外作家之不同后写出了《小人礼赞》。其中，当写到57年他有幸碰到第一位小人时说：“ 他虽是一位苦难制造者，但也是使我懂得人世之恶的一位老师。”并说：“当代小人的贡献 ，就在于对中国作家的磨练，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熬过来的坚强，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说他们“是我学会适应生存的老师。就冲这一点，我礼赞他们！”反讽的苦涩中也带着“ 真诚”。 《大》中有相当多文章都是写“史”的，如《苏东坡戒诗》《〈三国〉三题》《皇帝与作 家》《关于交椅之类》等，其引经据典、考证史实，可看出他读书之“勤”和学识之“博” 。但我要说的是：这些篇什在历史与现实，即古与今的勾连和比照上都极出色，不时有“神 来之笔”！大致来看：他在写“古”时，笔墨书卷气浓重，确系“大雅”之言；而在写“今 ”时，笔调则为之一变，粗俗肆谑，改为地道的“村言”——他就是这样巧妙的把古与今、 雅与俗艺术地融为一炉。而那些“神来之笔”多在说古论今的关节处“引申”而出。如在谈 到隋李谔时感叹他“也真是好一个了得”，说“这类‘左’大爷哪个朝代都会出现的，而且 总在上风头站着”！而泗州刺史司马幼善写“四六文”，想“露一手”，结果却正撞在枪口 上，作者笔锋一转说：“玩文学，玩不好，而玩出漏子来，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有什么办法呢？司马先生只好为他的漂亮文章蹲班房了。”在写到“博士卖驴”写了三大 张纸未见“驴”字时，作者戏谑道：“若放在今日文坛，各式新潮评论家不赐以这位博士超 现实主义大师的桂冠才怪。”每读至此，怕都会让读者大快朵颐！ 但瑕疵也恰在这里：说“古”时有时过“雅”，引用史料不舍割爱，很难的也不予翻译， 故显得“化”的不够；而论“今”时又太放肆笔墨，缺乏节制，显得过“俗”。另外，不少 文章的篇幅都嫌过长，不够精、简，这也是汉语散文写作今后亟需注意的。 《大》是一本纵论思想、文艺诸问题的随笔集，其魅力在于它能使人一见而惊、一读而快！ 它古今中外、纵横捭阖，其锋芒所向直指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文革”浩劫和文艺圈 内的“不正之风”，表现了作者追求真理、九死不悔、胸怀坦荡、心地光明的人格本色，不 愧为净化社会空气和人们心灵的一副清新剂！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体出新使其显出了“随笔”的大气魄 在历史新时期，“随笔”在中断了近半个世纪后的再度勃起，可谓当代散文发展中最为惹 人注目的一大景观！巴金反思“文革”的《随想录》一马当先；继之而起的则是余氏历史文 化“随笔”的问世。 他本是文学“圈外”治戏剧、文化史的教授。但当他利用这些学术研究“下脚料”，写起 了在他胸中郁积已久的一些有关历史文化现象的反思和感慨时，为它们进行文体定名竟成了 难题：游记、笔记等他都认可过，最后才定名为“文化散文”（其实，这并不妥：难道有哪 种散文会没有“文化”吗？）后来，他在郑州曾做过一个《我的自白》的讲演，谈出了他四点 “文化态度”：一，以人类历史的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二，关注处于隐蔽状态的 文化；三，诚实的理性；四，关注群体人格。这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些文章是以“理性精神 ”、“诚实态度”，为“隐蔽文化”（如贬官文化、隐士文化等）中的“群体人格”，所做的 一种新的准确“文化定位”！或者用他自己曾讲过的话说，是带领读者去做一番“学术性的 参观”。因而，它和那种崇个性、重感情的“散文”离得很远，而只是一种对历史文化或文 明予以理性批评的“随笔”。 这类对历史文化现象进行精神吐纳和科学定位的随笔，可上溯到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 与 药及酒之关系》。当时，这只叫“学术讲演”，但其精神及文笔已是此类文章的滥觞无疑。 如比起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梁实秋等人所写的那些随笔，在文体上确有很大变化：过去那种 随笔的自我性、即兴性、闲适性和幽默味等都淡出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以现代观念、理 性审视、学术信息、分节结构和诗性叙述等新的特色——这有点像“全景式”报告的写法— —这次《山居笔记》（以下简称《山》）的获奖，依我看是对他由《文化苦旅》（以下简称《 文》）为开端的这种当代新随笔文体拓展、创新精神的一种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