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的抉择

      一、引论：互有优劣的中西文明

      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中国社会，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以来，部分开明人士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逐步研究西方文明之长并移诸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将社会科学纳入到科学范畴（此前学者的科学观大多局限于科技），使科学与民主成为批判传统文明的利器，从而使中国的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骤然尖锐。1923年，思想界掀起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因了中西文明间本身固有的优劣，论争双方立足于不同的关注点，意见截然相反。提倡科学者竭力抨击中国的“传统文明”，认为：“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什么是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罢了。”①玄学论者则以一次大战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为据，断言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方是未来世界的救世主。所谓“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②的观点，亦颇有市场。

      思想界就中西文化检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分歧同时表现于“五四”时期小说界。作家们以其生活积累为基础，耐心地体悟着中西文化的优劣，从而作出自己的选择，在作品中形成一种思想倾向。从主体上说，“五四”时期小说家与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保持着相当的一致，作家们接受着资产阶级上升期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③，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关心人的生存、人的权利、人的痛苦和人的奋斗，其创作上的总体精神，是要以新观念来反对传统儒、释、道三家影响下的旧伦理、旧道德、旧制度，从而促进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进步，带有极大的启蒙色彩。鲁迅是这批作家中的代表，他在思想的纵度上对劣的国民性痛施针砭，希冀国民从此能够摒弃这劣的根性，自省自新。从废名为代表的部分作家，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中，看到的是西方文明在中国引发出来的一系列失衡（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因物质的介入而日趋冷漠与自私）。废名们不满于这种种失衡，故转而对传统宗族制农村恬静的生活产生幻想，于是有了一篇篇眷恋过去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文字。唯此，尽管鲁迅与废名在创作上都把眼光投向了社会现实，都希望今后社会合理、进步，其小说创作价值取向也均属社会本位型，④但因理想不同而产生的对中西文明优劣的取舍差异，在实现其相同的价值取向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途径。

      二、鲁迅：摧毁封建营垒的攻坚手

      晚清以降直至近代，向西方社会寻找真理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风尚。但真正将西方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主要思想融入到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中并引起社会思想变革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是这场运动的肇始者，但真正将“五四”这篇文章做得细致绵密的，当属鲁迅。⑤他以改造国民灵魂为根本，集中着自己的笔力，扫荡了旧的礼教与制度及由此而生的劣的国民性。

      我们试将鲁迅的整个创作意图简单地以下表图示：

      

      上述价值取向在本期（即1917-1925年）创作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思潮日趋激进，当一批作家学者尚沉溺于文字革新的时候，鲁迅即以其锐利的眼光指出：“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是换牌不换货……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⑥这里所谓的改良思想，自然是指改封建闭塞、滞堕、摧残人性的思想为开通、自由、积极向上的有着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思想。为此，作者在创作中一方面是将封建伦理道德的凶残本性揭示出来给大家看，另一方面也列出了受封建思想控制着的中国民众的麻木现状，以高度技巧的笔，“……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自己，又象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⑦

      深受“五四”启蒙思潮影响同时又不断推动、发展这一思潮的鲁迅，当然地把批判封建的礼教与制度看成是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以象征笔调写成的《狂人日记》在鲁迅所有反封建制度及礼教的作品中有着总纲的性质。在这里，作者借用“狂人”这一在精神领域里不断求索的反封建战士的类的形象，在历史与心理的维度上揭示了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由封建制度及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所构成的文明史——原来竟是一吃人的历史。小说昭示了封建食人者食人的隐秘，揭示了封建的卫道士们不但在肉体上消灭人，同时更在精神上消灭人！这种揭露在启蒙运动初期是绝对必要的，小说一经发表，旋引起评论界的一片赞赏，一时狂人成了知识界走向光明的引路人。然而也许正因其包罗万象的总纲性，狂人所诅咒的一切在小说中还只表现为激越的呼告、愤懑的控诉与沉郁的体悟。小说能给人以一种理性的反思与求索，但在形象的可感性上却因象征而略显模糊，这对从封建旧营垒中来而又要杀一回马枪的鲁迅来说，显然是意犹未尽的。这也许导致了作者以后创作上的一发而不可收。在1918-1925年，作者一方面是时不时地在一些作品中漫画般勾勒出新旧封建卫道士们的真面目，另一面又以辛酸沉郁的笔墨铺叙了一个个凄凉的礼教吃人的故事。前者散见于《祝福》、《风波》、《肥皂》等一系列作品中，作者不动声色地将一些正、谐琐事串联在一起，榨出了封建卫道士们的卑污灵魂。鲁四、赵七、四铭，当作者写着所有这些看来颇有喜剧性的人物时，其内心当是无比蔑视这些老爷先生们的。然而，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操纵在这些人的手中，中国的社会上也因而年复一年地演就着沉郁的《祝福》、《孔乙己》。小说的主人公或死于由封建夫权、族权、神权交织而就的网，或死于封建的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