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关联域：拆解与填充 ——王绯的批评策略 任何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都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误读。原因是复杂的，批评者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是其重要方面。甚至性别也于其中发生着作用。 王绯在其近作《铁凝：欲望与勘测》①的副标题里，便首先将对铁凝的“勘测”限定在小说集《对面》。 首先进入王绯批评视野的是《麦秸垛》。准确点说，是《麦秸垛》诸女性中的两位：大芝娘和沈小凤，是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两位女性相似的历史命运。大芝娘和沈小凤肯定是《麦秸垛》意义链中两个重要的结。将她们置放于小说叙事的和意义的大框架中，又让沈小凤走出知青点的群体视界而走进大芝娘的小屋以作时空绾结，便于近距离比照，铁凝的用意是可以揣度出一二来的。王绯无意将大芝娘和沈小凤推向舞台中心以取代陆野明和杨青，她的策略，是将大芝娘和沈小凤置放于相对独立的情境中，作更为深入的勘测。于是，王绯和读者就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两位女性的绾结和比照所能负载和显示的理性意义。王绯就引导我们看到，农村妇女大芝娘的命运是特定时代和文化所铸成；在另一个时代，在另一种文化习尚中，知识青年沈小凤并没有从本质上拒绝重演上一代妇女的命运悲剧，她仍然重复上一代妇女的性态度和性行为，以吁请生殖来证明女性性经历的成果，来填补作为女性一生只有一次的处女代价的付出。王绯的这些让人灵魂颤栗的独到阐释，确实是一般读者特别是男性读者男性批评家所不敢企及的。正因为有女性主义的视角，在《麦秸垛》中仅仅作为中景甚至远景效应的大芝娘放在被窝磨得发亮又长又满当的布枕头，也被王绯作为大特写推到我们面前，使我们领略到对“物恋替代人完成激欲和解欲过程的畸变人生”的一种暗示。 一个有才能的批评家，其实会成为已然面世的作品的第二作者。我以为王绯对铁凝的《棉花垛》的解读和阐释，就是对铁凝已然实现的意图的进一步拓展。 王绯从《麦秸垛》中读出“妇女性态度和性行为”的一种“轮回”。在《棉花垛》中，王绯读出“女性存在”的另外一种“轮回”。米子通过出卖肉体钻窝棚挣花，间接得到生存所需的资源，从而完成“物质层面的权力实现”。女儿小臭子比母亲历史性地前进了一步，她通过出卖肉体和色相，不仅间接获得物质层面的权力操纵，而且间接获得政治层面的权力操纵，她为那时人民的（也是政治的）战争作出非女性不能的贡献。在王绯看来，即使小臭子的肉体和色相出卖不可避免地染上政治色彩，仍是一种“女性在权力形式及生存方式的实现上超政治的悲剧”。在这里，王绯又一次漂亮地完成了对铁凝小说的意义构架的拆解和填充。因为在我看来，写于1988年的这个中篇小说与写于1986年的《麦秸垛》虽然有某种内在和外在联系，但如果对铁凝这一时期的作品（其间重要的有长篇小说《玫瑰门》）作一系统的延续性研究，我们就会相信，《棉花垛》当是以将人性置放于战争背景中加以考察而建构起小说意义的主体构架来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铁凝作品意义所指的开放态度，批评的多元，王绯的女权主义批评者的文化和政治立场，都使王绯对自由度的自觉拥有变得合情合理。王绯甚至故意拒绝特别是由男性理论家给定的理论教条（伽达默尔应该除外，在王绯文意的开头，她对他的基本观点有醉心醉意的转述）。比如，赫施认为：“如果人们拒斥了作者不具有的意图或赞赏了作者并未意指的含义，那么，这就会导致误解。”②前者类似吉诃德主义，后者则多为一厢情愿。王绯不惮于“误读”，并由此显示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挑战姿态。 由此，王绯理所当然地将陆野明、国和《对面》中没有名姓的“我”归于一类而痛加挞伐。在王绯那里，陆野明“因为原始情欲的躁动而在麦秸垛的遮掩下占有了沈小凤的处女之身”，因此，陆野明“所重复的其实不过是男人已经干过或者是习惯于玩弄的性把戏”。王绯认为“铁凝让沈小凤在这种冒傻气的性幻觉彻底破灭之后，一下子从《麦秸垛》生存的空间消失”。王绯由此引出一串诘问：“它预示着这个轮回永远的结束还是继续？意味着妇女在性态度和性行为上反叛轮回的新选择还是无可救药的绝望？”王绯在这里发现了需要填补的“意义的空白”：“企望这涉及到处女观念、女子性爱与婚姻方面等诸多方面复杂又可怕的轮回不再驾驭中国妇女永世的命运。”这个填补于批评家和读者是必要的，我倒是可怜铁凝，我不知道她和她的《麦秸垛》是否负载得起“诸多方面”的意义？因为在我看来，杨青一位女性的心理挫折就够铁凝对付的了，她实在无暇顾及让沈小凤从小说时空里消失是否过于残酷，以及应该让陆野明为不应消失的沈小凤做点什么。如果我们也来一点诘问：陆野明能够有什么作为呢？让他满足沈小凤生殖的欲望从而重走大芝娘丈夫的那条尘封小路？如果是这样，沈小凤命运的悲剧意味是否会多少有所释解？陆野明没有满足沈小凤第二次交媾的吁请，是否无心插柳客观上成全了沈小凤从观念到人的新生？ 在国和“我”那里，王绯的文化和政治的立场更为激进。和王绯一样，我以为“小臭子和国”是《棉花垛》最为重要也最为精采的一章。就我个人而言，我甚至以为小说全部的精华凝集于此，甚至只凝结于青花地那一幕。读到这里，我想起前苏联作家拉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我并不认为《棉花垛》是对《第四十一》的模仿，我理解为是人类情感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我们从《棉花垛》里又一次读到来自遥远的历史隧洞的诘询。刚才还把国“好成那样儿”的小臭子，怎么也想不透回报她的竟是勃朗宁阻森的枪口。王绯对此有自己的解释：“国以小臭子生命的断送名正言顺地保住了自己清白的名声，从此，在留有虚假谎言的历史上，小臭子成了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永远的罪人，国则是一位革命的有功之臣。”王绯的结论，基于“女性在权力形式及生存方式的实现上超政治的悲剧”的女权主义立场。因了这样的立场，在王绯看来，进入国的视界的不是“女人”而仅仅是“超政治的肉欲的象征”，他的击毙小臭子，也只是为掩盖纯属个人行为的与小臭子的交媾。王绯的解读和阐释无疑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铁凝的战争与人性的分裂和统一这一丰富博大的主题，被王绯显然狭窄得多的对国的道德谴责所置换。铁凝对国和小臭子的道德评判既是清醒的，又是矛盾的。这种“清醒的矛盾”为小说的解释提供了多种可能。铁凝通过国的视角，发现了小臭子作为女性所拥有的必不可少的价值——被王绯有意误读的“超政治的肉欲的象征”／女性魅力。这里不好视作对男性兴趣的屈从和迎合，更多的是对女性价值的自我肯定，甚至不乏自我欣赏的意味。王绯有意无意回避铁凝在散文《河之女》，小说《错落有致》、《麦秸垛》、《对面》、《玫瑰门》、《无雨之城》等作品中多少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一贯立场，使自己发现和填充“意义空白”的女权主义批评视域出现人为的“空白”，使人大惑不解。这样，铁凝让国扳动勃朗宁枪机以实现对小说中另一女性的关怀的企图，便完全落空。国和小臭子的面前都站着乔。读者和铁凝面前也站立着乔。乔因小臭子的出卖惨烈而死，于国于铁凝都决非可以漠视，枪声响起时，国和铁凝都在潜意识里完成了神圣的复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