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逝世后的四十年里，郭沫若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文字达数十篇将近十万言。有人曾认为这些文字“巧妙流利”，是“矫情”和“虚伪”。此与相反，我们综观这些文字，有理由说，郭沫若勇敢地捍卫了鲁迅，科学地宣传了鲁迅，独到地阐释了鲁迅的作品，他始终不辍的鲁迅研究的实践，证明他是“鲁迅精神最优秀的继承者”之一①。 一、严厉的自我批判 郭沫若和鲁迅虽然同在新文化战线上战斗了将近二十年，也时常想着最好能见一面，“亲聆教益，洞辟胸襟”；但因“人事的契阔，地域的睽违”，终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鲁迅晚年也有想和郭沫若见面的意愿。郭沫若沉痛地说，鲁迅的逝世，“这愿望是无由实现了。这在我个人，真是一种不能弥补的憾事。”② 众所周知，一九二八年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郭沫若和鲁迅曾有过争论，甚至“用笔墨相讥”，发生过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情。然而，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旗手作用愈益显著，以至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反动派刀光剑影的“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郭沫若也随着革命的进程，差不多与鲁迅同时，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战士，对事物的认识愈见深刻，愈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他对鲁迅的评价也就产生了一个飞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③鲁迅逝世时，人民沉痛地哀悼，成千上万的人们自觉地汇合成送葬的队伍，棺盖上铺复着“民族魂”的旗帜，表示着亿万人民由衷的赞颂。而当时社会上诸如鲁迅“偏狭”、“偏私”、“刻薄”、“世故”种种恶评也因之蜂起。郭沫若撰文痛斥道：这“都是有意无意地诬蔑”，是“代表社会恶魔来说话。”④他认为，“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鲁迅是拿着剑倒在战场上的勇士”，他的光辉是永不会磨灭的。郭沫若已明确意识到，是否保卫鲁迅，高举鲁迅的旗帜，事实上已经不纯粹是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的小事，而是关系到革命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关系到是否把“五四”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事。 正是从这样一个大局出发，鲁迅的逝世首先给郭沫若带来的是很大的悲痛。唤起他最初联想的，是四个月前高尔基的逝世。“仅仅相隔四个月，接连失坠了两个宏朗的巨星！”“这损失的重大是不可测算的。”⑤而痛定思痛后，郭沫若在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就这样诚挚地向世人进行了自我解剖：“作为年青弟弟的我，对于长兄的叱斥，偶尔发过孩子脾气，更曾辩过嘴，倒也是事实。”“这种事，假如我早一些觉悟，或是鲁迅再长生一些时间，我是会负荆请罪的，如今呢，只有深深的自责而已。”⑥六年后的一九四二年，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剧《孔雀胆》时，曾得到昆明的一位青年朋友杨亚宁的帮助。杨在这年十月十八日给郭沫若的信中，说自己曾托友人从重庆购得鲁迅石膏浮雕像一具，“亟须制联以映衬之……敬乞先生于便中法书类似鲁迅像赞之辞句。”郭沫若接信后，立即书写了“返国空余挂墓剑，斫泥难觅运风斤”一副对联寄去。“挂墓剑”典故出自《史记·吴太伯世家》。郭沫若从日本“返国”，鲁迅已不幸病故。他以上联来表达对鲁迅的深切悼念之情。“斫泥”一句典故出自《庄子·徐无鬼》。郭沫若在这里活用了这个典故，说自己鼻端上有污泥，想请鲁迅为自己砍掉，“然则求之而不可得”，已经难以寻找鲁迅那把运风的斤斧了。由此可见，郭沫若是多么恳切地希望鲁迅再来批评自己，帮助自己呵！这对于鲁迅逝世后继续挑拨他与鲁迅的关系，对鲁迅进行攻击的“鞭尸者”也是有力的一击。 正确看待鲁迅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争论，这是郭沫若进行严厉的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鲁迅和前期创造社的关系是正常而友好的。他们谁也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互声援，相互支持的事实。郭沫若多次谈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左右，他失掉了自由回到了上海，与郑伯奇、蒋光慈等同志商议，把《创造周刊》恢复起来，作为启发青年的言论机关，想请求也在上海的鲁迅领导。郑伯奇、蒋光慈和鲁迅商量，鲁迅慨然允诺。因此，《创造周刊》复活的广告便见诸报端，负责人是以鲁迅领头，郭沫若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于第二位。但由于“不久仿吾游历日本回来，还有继续回来的所谓‘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他们那时便异常尖锐，都不赞成我的主张，因而便把成议打消了。”⑦ 作为创造社的中坚，郭沫若毫不讳言地承认：打消联合的“成议”，“这对于鲁迅的确是对不起的一件事。而更对不住的是《文化批判》出版，竟把鲁迅作为批判的对象”⑧。“把鲁迅作为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⑨这就削弱和耗损了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极有害于思想文化阵线上的团结对敌。 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批判”鲁迅，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前后，正是国内外“左”倾教条主义思潮泛滥之时，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等重大问题认识不清，错误地把鲁迅当作革命的对象加以批判，称鲁迅为资产阶级的“最良的代言人”，“时代的落伍者”，“封建余孽”。鲁迅曾深刻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⑩鲁迅批评“革命文学家”，说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畏惧黑暗，掩藏黑暗，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郭沫若在回答青年提出的“对创造社应该如何评价？”时，这样沉痛地总结教训：“创造社……后期的同志们犯了一些错误。他们从国外回来，把内部矛盾看成主要的，骂鲁迅，骂蒋光慈。”并坦率地提供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创造社后期，彭康、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等在日本，受了福本和夫的影响，……他们商量以创造社为基础，举起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当时正是白色恐怖的时候，为了更好的工作，我主张隐蔽一些。成仿吾和后期的几位同志都不赞成我的看法，我没有坚持。”(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