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2)03-0073-04 《论语·为政》载孔子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的这则诗论在先秦文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后世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论范畴，典籍中称引频率较高，但是世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却是见仁见智。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駉》，其序云：“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家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1]诗中反复述写马群之盛，后人或谓此是借养马比喻人才之盛，或认为此诗纯系牧马之辞，赞美各色各样的马都善于拉车。历代学者研讨孔子诗论，都参照此序来对诗旨进行理解。 东汉郑玄笺《诗》，于“思无邪”下云：“思遵伯禽之法，专心无复邪意也”，把“邪”字解为邪正之邪，“思”字解为实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之性惰，《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似乎是说孔子语意侧重诗歌功用。其后无人在此方面进行探讨。 宋真宗咸平年间，邢昺承诏为《论语》作新疏，于孔子此语下云：“此章言为政之道在于去邪归正，故举诗要当一句言之。……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都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2]邢氏明确了“思无邪”一语所指称的对象与范围，认为孔子是根据诗歌的社会效用立论。可以看出，邢氏接受了汉儒以美刺两端言《诗》的观念。尽管其所说之“诗”并非仅限于《诗经》中的作品，而是抽象化了的文学作品，所说的“邪”与“僻”，其内涵实即汉儒通常所指斥的不合乎儒家伦理与政教规范的情感，进而言之，流露并表现这种情感也是“非正”，这也是他们意识中的一个层面。邢氏的阐释对后世影响极大。 其后，谢良佐又倡新说，云：“君子之于诗，非徒诵其言，又将以考其惰性，非徒以考其惰性，又将以考先生之泽。盖法度礼乐，虽亡于此，犹能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故其为言，率皆乐而不淫，忧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诗者如此，读诗者其可以邪心读之乎？”[3]他联系孔子删（或编）诗的公案，认为《诗》三百隐含着上古先王圣贤的深微之意，孔子因此才取以为用，对于读者来说，须细心涵咏，切不可以邪心妄测。他确认“思无邪”是针对读者而言。吕祖谦对谢氏之说又有补充：“仲尼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亦以无邪之思观之，闵惜惩创之意，隐然自见于言外矣。”[4]谢氏的“作诗”一语乃是针对作品而发，仅就作品中的具体语句所隐含的情感而论，还不是很深入，而吕氏则进一步揭示了诗人的创作目的与动机，说“思无邪”兼论作者与读者，传达的是诗教的宗旨。在朱子的时代，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主张“思无邪”是专主作诗者而言，朱子的弟子杨道夫曾就此问题发问[5]。 以上介绍的三种说法，邢说可以概括为诗歌功用说，谢吕二人是持作者读者双关论，第三种意见则专主作者说。在“思无邪”研究中，能够全面综合前人成果、融会贯通、时有己见的是朱熹，他的视野比较开阔，思路极为通达，对孔子“思无邪”一语作了几种不同的诠释： 第一种是与邢氏之说大体相同。《论语集注》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惰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以一言足以尽其义，其示人之意亦切深矣。”[6]此持诗歌功用说。 第二种是编者动机论。朱子答文振问“思无邪”，云：“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圣人当来刊定，好底诗，便要吟咏，兴发人之善心，不好底诗，便要起人羞恶之心，要人思无邪。”[7]朱子举例说《桑中》《溱洧》之类，“旨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诗人作此以讥刺其人也，圣人存之，以见风俗如此不好，至于做出此诗来，使读者有所愧耻而以为戒耳。”[8]认为圣人采诗编诗寓有劝惩之心，想要教化世人趋于“思无邪”。 第三种诠释极为新奇，说：“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9] 第四种见解认为孔子此语可看作是对读者而言。在《读吕氏诗记桑中篇》一文中说：“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10]后人多据此段文字而断朱子另有一说，其实是以断章取义而造成的误解。因为在此语之上，朱子即云：“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人之所思皆无邪也。”[11]接下来在批驳他人之说时，才从辩论技巧方面考虑，道出“我以无邪之思读之”一段话来，仍是就诗歌功用立论并申发。在其他地方，也说过“要读诗者思无邪”这种前人之说“似不通”[12]。今依旧从众，立为第四说。 朱子的见解大致如上。虽然朱子讲述孔子“思无邪”诗论，多为点悟启发的语录，零散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但朱子在诸多言论中，有两个一以贯之、极为明确的主张：一是认为诗的教化作用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朱子持论的诗歌功用说，至少包括着三个层面：(1)诗作内容有教化之力；(2)表现的题材、情感诸因素相适应，诗作形成一种深婉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本身对人易收善诱之效；(3)编诗之人富有劝惩之心。这几个层面相承互制，构成一个富有弹性的有机体，成为朱了阐发诗教大义的基本点。二是明确否定“作诗之人所思无邪”论。他对此说的批判不遗余力，花了大量笔墨。其中批评持“先儒以三百篇之义皆思无邪”的吕祖谦时说：“言诗人之情宽缓不迫，优柔温厚而已，只用他这么一说，便瞎却一部诗眼头”[13]。这个“诗眼头”，在朱子看来，还是诗的教化之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