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作为“五四”思想革命的闯将，封建道德的批判者，卓有成效的文学家，和大起大落命运的承受者，其人其文在经过长时期不自然的沉默以后，重新得到了应有的瞩目和关注。人们对他的文学观、妇女观、翻译理论和技巧、散文风格及其成因等等都倾注了巨大热情，并获得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成功。也许是周作人以上各方面的成就太过炫目，以至淹没了他终身不懈的另一个小小的角落，这就是他对古今中外滑稽文学的发现和倡导。他对欧洲混合着忧郁和滑稽的翻译文本的选择及对“没有意思”的滑稽儿歌的提倡，对日本文学中狂言、俳句、川柳和滑稽文本等的译介和赞赏，对中国文学中滑稽分子缺席的不满而同时又不惮其烦从明清被打入另册的文人身上及民间文艺中挖掘这一分子的举动，都明确指示出了一条虽不耀眼却一直源源不断的文学支流。这一支流跨越欧洲，日本和中国三大区域，纵横两千余年，涉及的文学体裁遍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乃至民间笑话、谜语、歌谣等。在这一片广阔的文海中，周作人以他一贯所津津乐道的知与情为衡量尺度，向世人呈献出他的儿童滑稽文学观，文人滑稽文学观和民间滑稽文学观。在将这些观念从周作人纷芜繁杂的文学活动中剥离出来，并赋予它们时代性和文学史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将注意周作人作为个人体现在其中的独特品味和审美情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周作人笔下，“滑稽”、“诙谐”、“幽默”等概念之间基本上没有大的分歧，只不过前两者更具民族特色和日本风情。 有意味的“没有意思”：儿童滑稽文学的本色 “五四”确实是一个热情而敏锐的时代，关于社会人生的所有问题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中国历史上一贯被当作“缩小的成人”或“不完全的小人”①的儿童，也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完整的“个人”的形象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和文学的舞台，它与人们对妇女和“下等人”的发现和关注一起，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和人道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鲁迅、郭沫若、叶圣陶、冰心等，或痛切指陈，或深入剖析，或满怀憧憬，或热情呼唤，掀起了一股关于儿童和儿童文学的浪潮。而周作人，以自己对本国儿歌的搜集整理、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引进介绍，特别是对儿童心理和儿童文学本质的理性阐述，无可置疑地成为这股浪潮最热心的倡导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周作人倾注了很大热情的是对欧洲卓有成效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输入引进。他将这些作家作品区分为“有意思的”和“没有意思的”两种。“有意思的”一路如安徒生、王尔德等的童话作品，人们多少能依据成人的观念在其中寻觅某些具体的意思；“没有意思的”一路有英国的利亚和加乐尔等，利亚做有“没有意思的诗”的专集，加乐尔则拥有《阿丽思漫游奇境记》②。在什么事情都追究正而大的“意思”的中国，最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没有意思”这一路儿童作品了。而在周作人看来，“没有意思”正是儿童特有的滑稽趣味，也是儿童滑稽文学的本质特征。 在从西欧引进这种新型儿童文学样式的同时，周作人更注重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给这种“没有意思”以理论上的阐述和辩明。他首先从儿童特有的心理和思维规律出发，指出：“小儿正如野蛮人，于一切不调和的思想分子，毫不介意，容易承受下去，……能很巧妙的把几种毫不相干的思想，联结在一起。”③“小儿大抵是天才的诗人，所以他们独能赏鉴这些东西。”④周作人接着引用英国政治家辟忒的话说：“你不要告诉我说一个人能够讲得有意思；各人都能够讲得有意思。但是他能够讲得没有意思么？”又引用特坤西的观点：“只是有异常才能的人，才能写没有意思的作品”⑤。可见，这里的“没有意思”是超越了有意思之后的更高意义上的一种境界，如同经过了长期的精雕细凿的工夫而终于归于平淡的化境一样。他甚至更进一步，将这种“没有意思”提到哲学的高度，指出儿童的滑稽是一种超越了主义观点的纯粹的滑稽，它产生的是一种永久的儿童的喜悦，这一永久性对于感觉到了自身限量的大人来说将产生更高层次的喜悦感。⑥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这种“没有意思”的儿童滑稽的特别提出及一再申辩和强调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五四”的时代风云将儿童推上了历史宠儿的位置，一批先驱者掀起了儿童本位主义的热潮，但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这股汹涌而起的热潮同样免不了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如出版于二十年代的《各省童谣集》，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又以一种最为传统的方式损害和歪曲了儿歌。编者或望文生义，找出意思，或附会穿凿，加上教训，强行在本来“没有意思”的各首滑稽儿歌后面加上种种道统的训词。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做法对儿童教育将产生极大危害：“中国家庭旧教育的弊病在于不能理解儿童，以为他们是矮小的成人，同成人一样的教练，其结果是一大班的‘少年老成’——早熟半僵的果子，只适于做遗少的材料。”⑦周作人在以启蒙斗士的热情积极参与掀起儿童本位主义时代大潮的同时，又以一个批评家的理性冷静地注意到了浪潮之下的沙砾。所以在众多的关于儿童文学的诸种理论之中，他特别亮出儿童的滑稽——“没有意思”这一面大旗，不仅率先揭示了儿童滑稽文学的本质特征，也给了中国社会无处不在，令人不堪负载的各种“正而大”的正统思想顺手一击。 含泪的笑——诙谐的情境——忧患的闲适：文人滑稽的表现形态及审美特性 周作人对文人滑稽的关注同样始于“五四”时期。他在与鲁迅共同进行的对欧洲新进文学的译介活动中，首次显示标志自己审美情趣的独立音符。到三十年代，周作人已远离时代的主旋律，日夜端坐于苦雨斋，仔细咂摸日本俳文的种种俳境及中国晚明新俳文闲适诙谐外貌下的忧患，在最浓厚地显露游离于时代之外的个人审美意趣和文学品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回响着周作人作为无可遁逃的时代一分子的寂寥而伤痛的微弱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