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3-0142-07 一、总体风貌 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总体研究相对应，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初到解放前夕。此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建造该段文学史的历史面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0年代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20年代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及40年代王瑶陆续发表的《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创作》。他们的研究在本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一时期，还有一些不应忽视的研究成果，如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陈仲凡的《汉魏六朝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陈家庆的《汉魏六朝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洪为法的《古诗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3年版）、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40年代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罗常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等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第二阶段从解放初到70年代末。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政治过多地干预了学术，强制文学研究的标准应具有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以此来衡量一切作家作品，这必然导致文学研究方向的偏离。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说明作家作品本身的面貌，而在于批判，从中找出精华和糟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时代，作为其时文学代表的山水诗、田园诗、宫体诗等，其实都是远离这三个标准的。又因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形式上的探索期，在此研究标准下，又被扣上了形式主义的帽子。当然，这一阶段也有一些不容抹杀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基础工作，如陶渊明、三曹的资料汇编，文学普及方面的一些诗选、赋选，《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关于“风骨”的一些讨论，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游国恩等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别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的《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依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意义。此一时期国外及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中译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兴膳宏的《六朝文学研究》（中译本，岳麓书社1987年版），台湾学者洪顺隆的《六朝诗论》（文津出版社1978年版），香港学者邓仕樑的《两晋诗论》（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版）等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阶段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时期。此期内整个文学研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走向深入。典型的成果有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对本时期的文学思想和理论论述很全面，具备了集大成性质。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有关史料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与清理，并广泛地吸收了当前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的面貌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得出了较为中肯、允当的结论。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侧重于文学思想的研究，从广阔的社会风尚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中考察文学思想，成就卓著。此外，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胡国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王次橙的《南朝诗研究》（台湾私立东吴大学1984年版），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葛晓音的《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骆玉明、张宗原的《南北朝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建江的《北朝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走向了活跃、系统与深入。 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几部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亦各具特色。章培恒、骆玉明着重引入一种古代文学研究新理念，多从人性的角度看问题，非常契合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征，彻底摆脱了“文革”时期的僵化思维模式。郭预衡则从文学的觉醒、文学的士族化倾向、文学的宫廷化特色等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进行了准确细致的描述。袁行霈对20世纪特别是90年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吸收，形成了一系列深入、准确、简明的概括和描述，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 二、魏晋诗文研究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汉魏文风变迁的研究令人瞩目。刘师培将其归结为逐渐走向清峻、通脱、华靡，得到鲁迅基本赞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引证了丰富的材料，具体证明了魏晋士风肇始于东汉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建安文学研究十分活跃，已举办过数次规模较大的全国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曹操诗歌的研究一直是曹操研究的热点，学术界普遍认为，曹操诗歌深刻地反映了汉末的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章培恒《〈三曹集〉序》，岳麓书社1992年版）。曹植研究开展得最为广泛深入，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根据作品写作时间的先后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卷，有助于理解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历程。对曹植及其作品作综合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20年代陈一百《曹子建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30年代洪为法《曹子建及其诗》（光华书局1931年版）以及70年代以后钟京铎的《曹氏父子诗研究》（学海出版社1978年版）、李宝均的《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钟优民的《曹植新探》（黄山书社1984年版）等，都对曹植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曹植作品中争议最大的可能是《洛神赋》。30年代沈达材集诸家之说而著《曹植与〈洛神赋〉传说》（上海华通书局1933年版），以数万言的篇幅考证了洛神传说的渊源流变，详细解剖了曹植为什么作《洛神赋》以及邺下文人创作以描写男女恋情为主的抒情小赋的风气。周明《怨与恋的情结》（《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另辟蹊径，论证了作者以洛神自喻，表达对君王又怨又恋的复杂感情。建安七子研究的杰出成果是俞绍初整理的《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以及徐公持等人的研究论文。蔡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存世三首诗的真伪上。郭沫若、余冠英、卞孝萱、王小盾等各家学说皆引证丰富，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左延年的《秦女休行》也得到较为热烈的关注，胡适、陆侃如等对这首诗评价较高，吴世昌、俞绍初、葛晓音等对该诗的本事作了探讨，并形成意见不一的学术争鸣。正始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阮籍、嵇康，侧重于阮籍的《咏怀诗》和嵇康的散文。两晋诗文研究主要集中于傅玄、张华及“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的作品。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姜亮夫的《张华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陆平原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沈玉成、傅璇琮的《三张小考》（《中古文学丛考》，《古代文学研究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傅璇琮的《潘岳系年考证》（《文史》14辑）等。左思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三都赋》和《咏史诗》。《三都赋》的写作年代有数种说法，主流观点是作于272年至282年，游国恩的《〈三都赋〉序注》（《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长之的《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国文月刊》70期）、傅璇琮的《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等都持此说。《咏史诗》亦有争议，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作于咸宁五年(279)以前，泰始八年(272)以后；刘文忠的《左思和他的〈咏史诗〉》（《文学评论丛刊》7辑）则认为这几首诗并非写于一时，第一首写作时间较早，第八首写得较晚，多数是中年时的作品；徐传武、牟世金《左思文学业绩新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则认为这是集中作的组诗，是晚年的作品，是一生的总结。刘琨、郭璞的研究有：刘文忠的《刘琨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游信利的《郭璞正传》（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33期），曹道衡的《郭璞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玄言诗及玄言诗人研究进展较大。孙绰的生卒年颇受关注，各家说法颇有差异，其文学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玄言诗中的山水情趣；一是文学批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认为写景诗作较多较早的是庾阐，曹道衡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札记·庾阐的诗歌》（《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庾阐及其诗歌有较多论述。关于王羲之的研究，60年代郭沫若作《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引发了一场讨论。陶渊明的研究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作品整理有古直、王瑶、逯钦立、丁福保、王孟白、孙钧锡、唐满先等各家的校、注本。陶渊明的名、字，陶渊明的年龄，陶渊明的里居，“不为五斗米折腰”等问题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取得能统一众说的结论。关于《诗品》中的“陶诗源出应璩说”，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列举详尽论据加以否定；古直的《钟记室诗品笺》（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8年版）认为，应璩诗以讥切时事、风规治道为长，陶诗亦多讽刺，派出应璩殆指此耳。王运熙的《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从内容上详加论证，肯定“陶诗源出应璩说”。关于陶渊明思想的论述很多，其中与佛学关系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40年代，陈寅恪著《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实承袭魏晋清谈之旨，未受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