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2)03-0053-09 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研究，以日本学者兴膳宏教授和中国学者沈玉成教授、刘跃进教授为代表。（注：参见兴膳宏教授《〈玉台新咏〉成书考》，载《中国古典文学丛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沈玉成教授《宫体诗与玉台新咏》，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刘跃进教授《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新证》，载《国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刘跃进教授新出有《玉台新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兴膳宏文章发表较早，1985年介绍到中国，沈玉成文章发表于1988年，二人研究结论大致相同，即《玉台新咏》一书编成于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二文论证详实，令人十分信服。但对这个观点，刘跃进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新证》一文，却明确表示不同意。他根据版本调查的结果，认为兴膳宏仅据寒山赵氏复宋本所得结论并不可靠，因此提出《玉台新咏》可能编成于陈代，而非梁武帝时的中大通六年。笔者详考史料，并对各家所论重新调查，结论与兴膳宏、沈玉成先生基本一致；同时对《玉台新咏》相关的版本也都作过调查分析，对陈玉父本系统和明代通行本如郑玄抚、徐学谟等刻本系统也作过认真的比较，所得结论与刘跃进教授不尽相同，故认为这个问题仍有再讨论的必要。不过本文拟就《玉台新咏》的编辑时间作专题讨论，关于刘跃进教授的意见，将在《论〈玉台新咏〉的编辑体例》和《玉台新咏版本考订》中再作论述，但本文如有涉及之处，亦随作辨正。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玉台新咏》的编纂目的和编辑体例论证该书编成于梁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 一、从《玉台新咏》的编撰目的看编纂的时间 有关《玉台新咏》编辑时间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据此可以知道《玉台新咏》的编辑是在萧纲为太子的时候。除了这个记载以外，生活于天宝年间的李康成也说过类似的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其《玉台后集序》称：“昔（徐）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且为之序。”目前学者基本都接受这个说法，但对萧纲晚年是否追悔，故命徐陵编书“以大其体”的说法表示怀疑。不过今日流传的各本《玉台新咏》，题衔都有“陈尚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字样，似表明此书编于陈时，但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殆后人之所追改”，明崇祯六年(1633)寒山赵氏复宋陈玉父本《玉台新咏》，于简文帝萧纲题称“皇太子”，元帝萧绎题“湘东王”，可以证明。那么李康成、刘肃等人的说法是否可信呢？如果可信，《玉台新咏》又编成于萧纲任太子时的哪一年呢？我们认为，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本书的编辑目的和编辑体例来说明，因为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不管承认不承认《玉台新咏》“大其体”的说法，它是一部艳体诗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简文帝写作艳体诗，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大家都熟知《隋书·经籍志》的论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又《梁书·简文帝纪》亦记他：“及居监抚，多所弘宥，文案簿领，纤毫不可欺。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这些记载都表明萧纲的艳体诗发生在他作太子之时。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曹道衡、沈玉成师《南北朝文学史》考证，艳体之风，早在萧纲年少时就已形成，而对他造成影响的是徐摛和庾肩吾。[1](P237-241)据《梁书·徐摛传》载，萧纲出戍石头时，萧衍为他简选侍读之士，因周捨推荐，徐摛入萧纲幕府，其时是天监八年(509)，萧纲七岁。从此以后，徐摛基本上一直随侍萧纲。《梁书》本传记：“后（晋安）王出镇江州，仍补云麾府记室参军，又转平西府中记室。王移镇京口，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带郯令，以母忧去职。王为丹阳尹，起摛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镇襄阳，摛固求随府西上，迁晋安王谘议参军。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摛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这可以看出徐摛与萧纲的关系非同一般，因而萧纲受徐摛的影响是很深的。此外，庾肩吾也在天监五年入晋安王府[2](P372)，任国常待，晋安王每一徙镇，庾肩吾亦常随府，他与徐摛一起都对萧纲写作造成了影响。徐、庾二人为文均好新变，如《徐摛传》就说他“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所谓“新变”，也就是艳体。本传又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是指萧纲入东宫以后的事，其实在此之前，萧纲的艳体诗风在徐、庾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徐摛既作艳体，当然会影响到萧纲，萧纲在七岁时就以徐摛为侍读，这个年龄正是学诗的时候，萧纲自己后来曾说：“余七岁有诗癖”[3](P109)，正是指此而言。因此萧纲的写作艳诗，是长时间的事了。但正式形成一种诗风，恐还要到他镇雍州时。《梁书·庾肩吾传》说肩吾：“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高斋学士群的形成，说明了这种影响。 以上的事实表明萧纲从七、八岁时就已在徐、庾指导下写作艳体诗，从天监八年到中大通三年(531)入东宫之前，他一直在自己的幕府中写作并引导着这种诗风，与他不同，这时的京城内却由太子萧统提倡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诗风，即雍容闲和，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诗风。[4]萧纲对乃兄所提倡的诗风表达过什么意见，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明显，他们兄弟二人的文学观有很大的差异是一个事实。在传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萧统写给湘东王萧绎的信，那是萧绎向他索要《古今诗苑英华》后写的回信，也正是在这封信中，萧统正面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这说明萧绎一直关注着萧统的文学主张和京城内正在开展的文学创作。但同是诸王的萧纲却似乎没有对乃兄表示什么意见，现存的文献中没有萧纲与萧统讨论文学的话题，也没有他向萧统索要《古今诗苑英华》以及其他萧统正在编辑的文集的信件，这个事实是否说明萧纲对萧统所提倡的文风并不十分赞成呢？当然仅仅根据这个材料得出这个结论，未免武断，但结合他中大通三年进京后不久写给湘东王的信，直斥“京师文体”的事实，再考虑这个结论，就觉得比较合于情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