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作传的创作意识 巴尔扎克曾经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①这也是茅盾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态度。他失去了与党组织的组织联系后，虽然无法直接参加和领导实际的革命斗争，仍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以积极的参与意识置身于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漩涡和激流之中，用艺术的描写充当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书记和传记作者，从而使他的作品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事性、纪实性、传记性的特征。他总是把自己的艺术注意力放在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捕捉和传达那些新近发生的重大事实。茅盾紧密地、经常地、直接地以当代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在这些事件尚未从当代人的印象中消退时，便将它们纳入和熔铸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他的许多不朽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艺术的大事记，是纪实的文学报告，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现实主义的编年史。记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蚀》的第一部，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四个月后便动笔写成的，第二部是在同年十一、十二月间写成，第三部写成于一九二八年四—六月。仅仅在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就完成了对大革命历史经验的记录和艺术概括。他的第二部史诗性的巨著《子夜》，也是直接记录和概括一九三○年春夏间在我国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写作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距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也只一年有余。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虹》，是写“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近十年的“壮剧”，展示了这一历史时代的面貌和青年思想发展的历程。发表于一九四一年的《腐蚀》，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共卖国的丑恶行径为背景，描写了一九四○年九月中旬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初国民党统治区最肮脏、最黑暗的一个角落，其时事性、纪实性也是十分突出的。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也大多追踪时代风云，概括现实生活事件。《林家铺子》以“一·二八”前后江浙一带农村为背景，真实记录了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压迫下农村经济和小城镇商人破产的历史图景。《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真实反映了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丰收成灾”的现实和农民的觉醒、反抗的过程。他的散文特别是杂文，更是攻守的利器，针砭时弊的投枪，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思想史的形象性记录。 茅盾文学创作的鲜明时代特色，记录历史事件的热情和真诚，追踪生活的及时性，根植于他的高度识力和使命感，根植于他的自觉地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立传的创作激情和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观矛盾的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他总是为回答中国现代革命史提出的问题而立意，而谋篇，总是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保持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他不是离生活很远，很远，而是靠生活很近，很近；他不是热衷于表现自我的感情和思绪，而是努力追踪历史事件，反映时代的脉搏，捕捉和表现崭新的典型性格；他不是以一个纯文学家的身份而创作，而是热诚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立传而创作。这就使他的艺术创作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服务意识，具有直接参与中国现代革命史斗争的倾向性。这是茅盾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茅盾对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 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历史化的艺术。他总是明确地、自觉地写历史，完整地描摹社会生活的全景图。这就使他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构思恢宏、阔大，具有深重的历史感的鲜明特征。他的每一部作品（包括每一篇短篇小说），都不是偏于生活的一隅，片面零散地写生活，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处审视生活，着力勾勒奔腾汹涌的生活巨流的博大雄浑气势，显示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在谈到《子夜》的艺术构思时茅盾说，他创作《子夜》是“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为要自保，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②又说：“《子夜》原来的计划是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③后来这个大规模地描写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的完整面貌的宏伟构思虽因作者的生活积累的不足而作了重大的修改，但仍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即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囊括了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因此《子夜》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中国社会生活的史诗性巨著，是一部概括中国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的百科全书。他的《第一阶段的故事》构思也甚为阔大，打算通过对“八·一三”战争的全面描写，歌颂抗战初期的“民主”及各阶层人民积极投入抗战的热情，同时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战真反共的反动政策，揭露投降派和日寇的罪行，描绘抗战初期的社会矛盾的立体图画。《霜叶红似二月花》亦构思宏伟，“打算写‘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个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然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