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两种方式，自古有缘。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又“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里的苦难即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①宗教的复杂性在于，它一方面劝人顺从，起到了消磨人民斗志的作用，另方面又仿佛给人以信仰，使卑微者自信，绝望者看到了生机；一方面造成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圣战等流血冲突，另方面又包容了人道和博爱的精神。其实，宗教是人创造的，或善或恶，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善恶感应。在科学的有力挑战面前，宗教不断地让出了自己的地盘，但它没有消亡，还在以奇妙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它包容了爱的精神，能在人类经验之外安排一个可以依人自身的愿望而定的崇拜对象，给你一种寄托，来弥补现实生活的缺撼和知识有限所造成的困惑。我想，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它与文学殊途同归，有着抚慰人类心灵、丰富精神生活的作用。文学史上不难找到受益于宗教的成功作品，这种情形至今仍然，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张承志。张承志是新时期第一个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的作家。他投入西北黄土地，写出了不少回族题材的作品和《心灵史》，其受宗教感情的浸润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实际上，他陶醉于宗教激情的历史与他文学创作的历史几乎一样地长久。 1 张承志的创作起步于草原题材。他笔下的草原常脾气暴躁、喜怒无定，牧人们在贫穷、“铁灾”中生老病死，默然无声。这些初看很难与美丽、浪漫的遐想联系起来。但令人感动的是，张承志呕出心来向这片草地献上了一曲曲深情的颂歌。乌珠穆沁在他仿佛一座圣殿，一念及连灵魂也会颤抖。他甚至恨不得将草原移入北京：在人声鼎沸的夏日北京大街上走着，“渐渐地眼睛朦胧了，视野中幻出了一片绿一片蓝”（《北京草原》）。张承志对草原的梦牵魂萦，典型地体现了他独特的精神气质。 人们发现，他对苦难有一种崇高的认同感。白音宝力格重返草原，寻找从小生死相依的老奶奶和索米娅。可老奶奶死了，索米娅含泪跨过伯勒根河远嫁他乡。“伯勒根，伯勒根，姑娘涉过河水，不见故乡亲人。”到他找到她时，“那熟悉的绰约的身影哟，却不是她”。索米娅为了给苦命的女儿其其格一种安慰，编了一个故事：她爸爸此刻正骑着一匹举世无双的黑马在闯荡世界，“会有一天，他突然骑着黑骏马来到这里，来看我们。”但他真的来看她们，实际上却不是她的爸爸。（《黑骏马》）张承志的草原小说大多充满这种感伤而悲壮的情绪，关键就是当人们懂得了珍惜的时候，美好的东西已经永远消逝，包括故乡、友谊、爱情，也包括自己的过去，让人抱恨终生。面对这人世间的残忍，张承志的独特之处在于追寻着苦难，渴望找到幸福的记忆，给自己一个悲壮的安慰。这样的幸福观包含着人宿命地想踩到自己的头影上那种痛苦而绝望的冲动，也包含着宽恕、巨大的自我牺牲、无私地关怀他人和爱而不求回报，是充满宗教感的。 宗教要人忍受苦难，但人们往往忽视它同时教人们经由苦难之途达到精神圣洁的境界。在苦难中沉沦的只是凡夫俗子，而勇士和圣者怀着坚定的信仰，走上艰险的长旅。宗教的顺从哲学，原是包含着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的。张承志对待苦难和遗恨的态度就体现了宗教的这种积极意义。他的创作是在回味艰难的岁月，想给世人一个证明：你瞧，我挺过来啦！没有灰溜溜哭啼啼的，“好象插几年队就是挨人下了油锅似的。”②在明媚的春光中，他写下了《春天》，一个悲壮的故事：乔玛为保住被暴风雪裹挟着南去的马群，千里奔截，最后朦胧地怀想着姑娘粉红色的身影，在天地一派宁静中冻死在春的雪原上。他仿佛以此想说，“朋友，你懂得春天的代价吗？”这种以艰难岁月的回忆为背景的对于春天的静观，这种包含着激情的历史沧桑感和由忍受达到自我净化的心理过程，体现了一种化苦为乐的宗教化的人生观。这里没有私欲，只有崇高的精神在燃烧。因而张承志的作品与同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完全不同。伤痕文学只展现历史的创伤，倾诉人生的失落和哀痛，他却要在磨难中显示人的刚毅，昂着高傲的头，唤起人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要告诉人们，只知春天的美丽，太嫩了点；而在春光里默记着隆冬的寒意，又“不被它杀了元气；用一种开朗的、进取的、散漫的态度看人看社会”，③才算得上好汉。 不过，苦难之值得回味，归根到底是因为它包含了善的内容，这是化苦为乐的根本前提。换言之，张承志在那段岁月里毕竟是幸运的。当铁木尔身陷绝境时，白毛风的呼啸中传来了使人突然感到有了依靠的声音，六十岁的额吉以冻瘫的代价拯救了他的生命。（《骑手为什么歌颂母亲》）张承志感受到的就是这种不是母子胜似母子的亲情；永远失去而又铭心刻骨的恋情（《黑骏马》《青草》）；身陷冤狱，冒死相助看守而自己最后悬梁自尽这种悲壮的友情（《刻在心上的名字》）；即使小其其格一声忧郁的“巴帕”，不也意味着她苦难的童年里对“父亲”有一份玫瑰色的奢望吗？（《黑骏马》）苦难使人心与人心接近，一声问候，一把扶持足以使人感到温暖并终生难忘，何况逆境中舍己救人的壮举和孩子心底的好梦。张承志以其底层生活的经历理解这份人间真情的神圣价值，因而他写道：“命运——这个词被许多人挂在嘴上并玷污得那么可悲——把我那么深地送进了广阔的草原和朴实的牧人之间，使我得到了两种无价之宝：自由而酷烈的环境与‘人民’的养育。我庆幸自己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样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也不觉得后悔。”④但这种带有宗教感的苦难观，也法定了张承志要把回想当作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就像他在作品里经常写到的那个踽踽独行的骑手：在辽阔的草原上，细细地回首往事，思念亲人，咀嚼人生的艰辛，淡漠地忍受着缺憾和内心的创痛，他一言不发地缓缓向前。对骑手，对张承志，这种以孤独对抗孤独的方式都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证明，一种挺有味的境界，从而表现出既感到苦痛，同时又觉得是欢乐的信仰者的心理特征。在新时期作家中，赋予苦难以神圣的意义，写得如此富有激情，张承志首屈一指。但是对苦难的陶醉并非精神生活的终点。心底充盈的感动会使人茫然，纷繁的激情需要一个凝聚点和生动的象征，才能无限地趋向崇高，于是产生了偶像崇拜。张承志也沿着这条古老的心路，在额吉和索米娅身上添上了神性的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