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进入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激情为欲望所冰结,正义为妥协所瓦解,精神为物质所窒息,其结果是群体性的遗忘和逃避、迷乱和麻木,最终导致的是对心灵家园和精神阵地的弃逃。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无聊和颓废、浅薄和媚俗的普遍泛滥。文学成了缀在现实身上的一朵污暗的丑花。而使我们依然能够对文学保持乐观和信心的长篇作品,九三年有陈忠实的《白鹿原》,九五年的则是张炜的新作《柏慧》(刊载于《收获》九五年第二期)。 《柏慧》是一部优美、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它不同于作者以往的两部长篇作品。它比《古船》更成熟、更尖锐、更彻底、更少了一些脱离人物实际的抽象。它比《九月寓言》在艺术形式上更为可取,《九月寓言》的沉闷的象征形式和颓堕的叙述方式,不仅阻滞着阅读,而且严重地影响着意蕴的传达。它也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纯客观的叙述和展示,情节和描写更多的具有象征的意味,人物的外在行为和性格特点也不是作者特别注重的,它更侧重于对人物心灵体验的宣叙,更侧重于展示人物对历史和现实的煎熬一般的反省和思虑,就这一点而言,这部作品毋宁说更接近美国的南方文学,更接近斯坦贝克。 这部小说由三封信构成,两封是对“我”过去的恋人柏慧的倾诉,另一封则是对“我”的老师胡师的叙说。以第一人称展开的讲述和剖白,把书中人物的悲惨遭遇和心路历程,深切而动人地叙述了出来,传达了作者对当代的历史生活、对当前的现实生活、对知识分子命运及时代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出路的深刻的反省,深广的忧愤和无情的批判。 一、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激扬着一种彻底的、无畏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更可宝贵的是,面对当前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批判锋芒似乎更锐利、更有力。由于种种原因,敢于与现实生活正面遭遇和对抗的文学,在中国一向就很少。但张炜由于天性中具有的对侵犯、丑恶和苦难的敏感,由于长期形成的批判性的情感方式和思维习惯,却从来不回避,不妥协。他在这部小说中多处表明自己的心志:“由于我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血脉,我一直铭心刻骨地记住了:永远不要背叛和伤害,永远不要对丑恶妥协。”①“在今天,在这无边的喧嚣和全面退却、无情嬉戏的时代,也许有人会不约而同地询问:当年的那种敏感吗?那算什么?那不是有点可笑吗?……不,绝不!这就是我要说的。……它是人的一份命性和根据。……我们永远不会因此而后悔。我一生都要维护这种敏感。也许我长久的诉说都在维护它、维护一种神圣的真诚。”“我绝不‘宽容’。相反我要学习那位伟大的老人,‘一个都不饶恕’!”作者自始至终坚执着的这种精神,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无情剖析。 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批判,是通过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揭示来实现的。这些知识分子具有高洁的人格和热诚的献身事业的精神,但他们的命运却很悲惨。他们总是受到另一群人——如柏老和瓷眼们——的迫害和打击。他们的功绩被抹煞,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剽窃,他们的肉体被凌辱,他们的生命被剥夺。这些人中有“我”的外祖父,父亲、地质学院的老师、○三所里的导师、山地老师等。其实,无论是地质学院还是○三所,都可以当作象征来看,它们映现出的,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包蕴的是作者对中国当代可悲现实的批判。作者的勇气和深刻还在于,他通过知性和诗性相统一的叙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三所的“事实就是这么严重,就是在流血。而且这血直到今天还在流,流个不停……”而在“我”看来,要击穿和识别这个真相,并不需要特别锐利的目光,只要不是“超然而公正”的谦谦君子,只要不怯懦地逃避和旁观,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作者写优秀知识分子的不幸和苦难,不仅是对造成苦难和不幸的历史现实的批判,而且还比照性地批判和谴责了当前知识分子的可悲现状:“经验和历史早就证明:历尽磨难的人心,肉体上仍然活着的人中,精神上依然活着的人是少而又少的,比想象和预料的还要少;更不要说恶意的背叛和跟从了。那些混迹学界的可怜虫,背叛比比皆是;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助纣为虐。除此而外还有令人叹息的遗忘:忘掉了不快的一切,忘掉了昨日的血痕、尚未平复的伤口……他们极容易地就走进了今天的生活,步履轻松。”在“我”看来,“即便在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并没有太多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基本的、并不复杂的检验面前,很容易就暴露了自己的卑贱”,“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起码的洁净。首先是心灵的洁净,其次是专业上的造诣。污浊的人是不会有好的判断的,污浊是罪恶蔓延的根源”。 “我”的这些剖析和指斥,充分表现出作者张炜对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质的深深的怀疑和对其人格现状的批判,其无情和深刻程度,可以与张承志相比。它还启示我们:心灵的现状,形成于特定的过程和环境,因此,只有深刻地反省历史,反思那些导致心灵裂变和精神异化的社会政治根源,才有可能为人格的发展和心灵的成长造成一个良好的环境,从知识分子自身来讲,只有拥有健全的人格和纯洁的心灵,才有可能避免成为一个“空心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二、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倾向 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倾向,乃是一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本质构成的重要基元。丧失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正视现实的勇气的作家,往往没有坚定的立场和明确的倾向。他们态度暖昧闪烁其辞,不动声色中止判断。这样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其精神是萎顿的,其本质是虚假的,顶多不过是以小市民式的机智和圆滑,记录着鸡毛蒜皮的琐事和谨小慎微的心态。我们的文学中充满了这种在精神上已经被去势的伪文学。张炜是绝不愿与这样的伪文学同流合污的,他说:“我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的一生都会专注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的立场。在越来越多的人羞于谈论立场的时候,我却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死死咬住它不放,一直到把它咬出血来。”如果说是否具有批判精神,是判断一个作家能否成为优秀作家的重要条件,那么,鲜明的倾向和坚定的立场,则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作家对于生活的态度和评价的自然流露,是从作家的心灵和情感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东西,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倾向本身必须不仅存在在头脑里,却主要地必须存在在心里,在写作人的血液里;它主要地必须是一种感情,一种本能,然后恐怕才是一种自觉的思想——倾向非像艺术本身那样生发出来不可。读到或听到,甚至正当被理解,但没有被自己的天性所融化,没有受到人格印证的思想,不仅对于诗,就是对于任何文学活动都不是生产的资本。”②《柏慧》的倾向,正是从张炜的血液中心灵里流出来的,它为作者的情感所融化,深深地印着作者的人格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