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在其著名的《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这样几个命题：一个是“文以气为主”，另一个是“诗赋欲丽”，还有一个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三个命题，如果单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应该分别属于本体论、风格论和价值论的范畴；但是，如果我们向更深处去挖掘这些诗学话语的文化内涵的话，问题就不会显得这样简单了。我们认为，“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指的是艺术家天然禀赋的气质、个性和才能。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话，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天才论；所谓“诗赋欲丽”，也就是主张文学作品应当词藻华美，竞驰文采。但是，这里的“丽”，已经没有了如西汉扬雄等人对诗赋所提出的“正则”的要求了。可见这是诗赋意欲脱离儒家诗教传统的一种宣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调，则显然是将文学创作的价值看成是纯个体性的，并且透露出悲怆苍凉的生命忧患意识。由此可以看出，在曹丕这里，文学已经逐渐挣脱社会政治伦理的束缚，开始关注艺术家本身了，写作开始由一种群体性行为，变为一种个体性行为，不仅创作过程本身是这样，其价值和作用也是这样。 要之，曹丕的时代，在诗学话语的转变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中国的文学观中，多了一种重视创作主体本身，重视文学作品审美因素、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声音。那么，这种诗学话语的深层文化动因是什么呢？ 中国的士人，特别是儒家士人，是有着强烈的入世热情的，他们忧其君，爱其民，为君主而操劳着，为百姓而痛苦着。这种现实关怀，在西汉的时候，主要是通过讲经宣道来实现的，在东汉早些时候，主要是通过著书立说以纠正时弊或犯颜直谏以匡扶帝业来实现的。而到东汉晚期，在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局面中，破败的政局和恶劣的现实境遇，一方面激发了士人的“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天下情怀，另一方面，这种激情则在一次又一次失望中被不断消解。翻开《后汉书》，那些党人们在初出仕时，无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纷纷罹祸。这样一次次的消解，其结果是，士人逐渐由对大一统政权的维护，转而面向自身个体的生命。史载“（李）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注：《后汉书·党锢列传第571》，第2195页。）。“高尚其道”，实际上就是重视其个体生命和道德价值；“污秽朝廷”，实际上就是将原先士人对大一统政权的依赖和认同感疏离了开来。党人中的郭泰，在当时就是一个自觉疏远政治的典型。范滂评价其人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注：《后汉书·郭符许列传第58》，第2226页。）这与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的散淡超迈的处世态度，何其相似乃尔。像郭林宗这样的人，李膺奇之，蔡邕誉之，天下士人争归附之。可见当时士人对朝廷的疏离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了。范滂临难时对他儿子说的一番话，尤其发人深思。他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注：《后汉书·党锢列传第571》，第2207页。）像范滂这样的士人，自己一生中躬行践履着儒家的道德伦理原则，可是在现实政治中，他们发现这种道德原则的价值失落了，他们拚力维护着这一道德原则的神圣性，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于是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与迷茫之中。这充分证明，儒家的思想大厦，在汉末残破的政治基石上开始摇摇欲坠了。罗宗强先生指出：“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是附着在大一统政权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动摇，与大一统政权的动摇关系亦至为密切。”（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2页。）腐败的朝政，使“士人对于朝廷的疏离意识加深了，他们把对于大一统政权和大一统思想的向心力，转向了重视自我”。（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第5页。）见解非常深刻。 对大一统思想的失望，必然导向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探求；重视自我，必然就会重视自身的生命。东汉时，谶纬神学作为官方话语虽然仍然比较猖獗，但是一批优秀的思想家早已高举起了“无神论”的大纛。因此，人们对于生命和“形”、“神”关系的认识，已经比较清醒了。普通人士自不必说，就连曹操、曹丕等上层政治人物也在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对生死的清醒认识。如曹操著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曹丕在写给王朗的信中也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疬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88页）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啫令心悲。”《箜篌引》：“惊风飘白日，光景弛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都表现出对生死问题的清醒态度。而汉末建安战乱频仍的时局和肆虐流行的瘟疫，更使士人深深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与短暂。《古诗十九首》中那种对生命的热恋、对爱情的渴慕和苦吟，对死亡世界的莫大的恐惧，无不可以从此中找到答案。曹丕的“不朽说”之所以能够提出，社会根源庶几在此，只有对生命的短暂性有深刻的体悟，才会如此渴望生命的不朽；只有深深的热爱着这短暂的生命，才会苦苦的寻求延长自己内在生命的途径。 腐败的朝政使士人对朝廷的亲附感趋向淡漠，其自然结果就是士人的自重。这种自重，不仅仅表现为道德的自我修持，而且还表现为对仪容风貌的品鉴，以及对个人生活的追求。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汉末建安动荡的时局和生灵涂炭的惨状，更加强了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而生命意识的觉醒，是与对美的崇尚和追求同步进行的。 东汉末年的仲长统，是一个倦于仕进的士人。他认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长存，人生易灭”。于是，他这样陈述其生活理想： 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笔者注：当为“烹”）羔豚以奉之。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笔者注：当为“风”）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弹南风之雅操，以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这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注：《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39》，第16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