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山西地域性文学传统是“山药蛋派”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土壤，而“山药蛋派”作家又必然有赖于这一地域性文学传统而得以发展和延续。他们注意向民间学习，在文学样式和语言风格上追求平民化，通俗化，正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具体体现。 一 从山西地区长期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的确形成了一种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就是追求文学的平民化、通俗化、现实性的文学精神。在进入中国文学史上著名文学家之列的山西籍作家中的多数人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文学精神的传承。在历代山西籍作家中，占极大比重的作家在创作上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注重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形式上注重向民间文学学习；在文体选择上注重采用历来称之为俗文学的体裁和样式，如乐府、传奇、散曲、杂剧、小说等等①。这样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精神的传统，对主要是受山西地域文化、文学艺术养育的“山药蛋派”作家来说，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既然作为一种传统，它本身就必然会对后来者施以影响力，而“山药蛋派”作家又多是爱乡土、敬先贤的，因而，这种传统势必在他们身上会多少得到继承；另一方面，一种地域性传统得以形成，必然是有赖于适宜这种传统的地域性文化土壤，“山药蛋派”作家既然也生活在这块土壤上，因此，即使他们不去自觉地关注这种传统，也仍然会进入这种传统，成为传统长链中的一环。曾有人将白居易与赵树理这两个“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大师、通俗派的泰斗”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了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对文艺功能的认识、执着于现实的态度、深受民间文学影响以及艺术处理等等方面，就都有着相似性。②这种共同点的把握，当然是准确的，但仅止于对二者之间共同特点的排列，并不足以说明更多的问题。如何来解释这种共同点之间的根源呢？因为我们并未发现赵树理受白居易影响的直接材料！如果我们注意到二者之间相联系的是一种地域性文学传统，那么我们便是找到了这两个不同时代作家之间的真正的纽带。一种地域性文学传统在该地区不同时代作家之间理应有一种贯穿和承续，这可以是后代作家对以前历代作家的自觉师承，也可能根本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产物。地域性文学传统，也许是我们可以在白居易和赵树理这两个相隔千百年的作家之间发现诸多相似点、共同点的真正的根源。 强调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分，注重民间文艺的传统，作为山西地域性文学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山药蛋派”作家那儿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赵树理曾指出，“中国文艺仍保持着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胜利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另一个是未被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他认为，不能“用一个传统消灭另一个传统”，“经过‘五四’所创的传统是宝贵的，是该继承的”，但“为更多数人所熟悉所喜爱之传统”同样“应该继承”。他强调“把民间传统继承下来是有必要的”③。敢于为“未被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争地位，这本身就显示出了“山药蛋派”作家们对民间文艺传统的重视。不仅如此，他们还有诸多对这种继承民间传统的更具体的阐释。赵树理说：“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满可以象评话那样，写在纸上和口头上说是统一的。……评话硬是我们传统的小说，如果把它作为正统来发展，也一点不吃亏。它是广大群众都能接受的。”“我对评书一贯抱着学习的态度，我也在学习着写。并推崇这个东西。”“在曲艺中，有些形式比较迎合城市上层人士的趣味……另一些形式是直接从乡里来的”，而后一种形式“好象能更直接一些表现劳动人民的感情。就这两类形式的发展趋势说，我觉得应该偏重乡里来的东西，它比前者朴素，更具有民间的本色。我们应该重视这一类东西。不论语言上、感情上，它都比前者更有生活气息，值得学习的地方更多。”④不仅在理论上对此有所认识，“山药蛋派”作家在实际的创作中，事实上都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民间文艺养料的汲取。我们从“山药蛋派”每个作家的创作中都不难找到在叙述方式、人物类型、表现技巧等方面受民间文学影响的痕迹。 向民间文艺学习，目的是在于“能更直接一些表现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在于能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看懂、听懂。这种平民化、通俗化的倾向正是“山药蛋派”文学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有人将他们称之为“农民文学”流派，也有人将他们称之为“通俗文学”流派，其实都是看到了“山药蛋派”的这一重要特征。马烽曾多次谈到过自己在创作中所追求的“让群众能读懂、能接受”的艺术效果。他曾这样说起他写作《懒汉回头赛如牛》的情况：“事前我访问了各个有关人物，把他们的原话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写成了这篇通讯。我读给他们听，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一句听不懂的。”⑤ 将自己的作品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以群众能否读懂、听懂来衡量自己作品的质量，这种情况在赵树理以及其他“山药蛋派”作家那里也并不鲜见。赵树理说，“在写《小二黑结婚》时，农民群众不识字的情况还很普遍，在笔下就不能不考虑他们能不能读懂、听懂。”⑥他甚至声称，自己所写的小说，“只注重让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因此在语言结构、文字组织上只求农村一般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懂，这就行了”⑦。这与我们前述的白居易的“老妪解诗”的佳话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不同时代作家在行为方式和创作追求以及社会效果等方面的同构性，正说明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相通的文学精神。 要真正能使自己的作品让普通群众读懂、接受，这就要了解和研究群众的欣赏要求和趣味。马烽说过，他们为了“力求通俗易懂，在语言文字上也比较下工夫，常常为了稿件中的一两句话，都要钻研半天”，并且将“研究民间文艺、搜集群众语汇、研究农民的喜好和接受能力等等”作为自己“业务学习”的主要内容⑧。赵树理对此也有较为具体的研究和明确的认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兴趣与群众的兴趣是两个来路。还以音乐为例，知识分子一听钢琴响，就进入了这个钢琴的艺术环境，群众一听锣鼓响，就进入了这个锣鼓的艺术环境，来路不同，兴趣各异”⑨。只有认识到农民群众兴趣的独特性，才能进而为群众创造一种能使他们“进入”的“艺术环境”。赵树理之所以在作品中很少用直接的人物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正是为了给群众创造一种能使他们进入的“艺术环境”。“山药蛋派”作家们对文学的这种平民化、通俗化的自觉追求，正是对山西历代文学家所共有的文学精神的承续。 二 这种承续，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样式的选择上来看。与我们前述的山西历代作家相似，“山药蛋派”作家们听取的主要是说故事式的小说、戏剧、曲艺、说唱等较为平民化、通俗化的体裁和文体。赵树理除了写小说外，还写过戏曲、鼓词、快板、评书等；马烽除小说创作外，还发表过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写过鼓词、小歌剧等；西戎、孙谦、胡正等人也都写过歌剧、话剧、鼓词等等。这里须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山药蛋派”作家几乎都从事过戏剧的创作，这与山西历史上一直非常繁盛的戏剧演出活动和频繁出现重要的戏剧作家这一地域传统也显然是有关系的。同时，“山药蛋派”作家对戏剧这一文学样式的重视，又显然是他们平民化、通俗化、现实性艺术追求的必然结果。赵树理曾反复强调过戏剧对于群众的重要性。他说，“我常跑农村，比较了解戏剧在农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我们说文学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农民对诗歌散文不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隔阂；小说也接触得少；戏剧这个形式就成为最接近农民的了。尤其咱晋东南的群众，有欣赏戏剧的传统习惯，每年都要看上几次”⑩。他所谓的群众喜欢欣赏的戏剧，是指来自民间的地方戏。他指出，“地方戏有地方戏的好处。《白毛女》是好戏，但群众也还反映说它比不上古装戏那么够味道。有点地方戏剧知识的人，看了也感到不够味道”(11)。赵树理还曾谈到过戏剧对于普通群众的吸引力以及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赵树理自己来自于山西乡村，对此有切身体会。他说“小时候晚上跑十五里到湘峪去看戏，看完戏回家天就明了”；直到有了一把年纪，“没这么大劲儿了，但还跑四五里去看”。就在这种观戏中，人们既得到了娱乐，又受到了教育。他仍以自己为例说，“我小时候去驮煤，走过两三个河滩，三五个小孩，就你扮罗成，我扮张飞打起架来，这就同我小时候看戏联系起来了，剧中人对我起了作用，这就是戏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12)。正因为如此，赵树理甚至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戏剧家，而不是一名小说家”(13)。他对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院的建设所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在山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他自己用于戏剧创作上的时间和精力也并不亚于小说，他曾用“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来概括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不仅是指出了他的创作活动始于戏曲、终于戏曲这一事实，也是恰当地突出了他的文学生涯与戏曲的共其始终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