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编者自序其所编的书，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应是不存在任何差异（矛盾）的。而实际上，当“序”与其所序者取之角度或范围不同时，差异便随之出现。了解了这一点，《文选序》与《文选》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的若干差异，就不难理解了。其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是最近之事，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文选》出于众人之手说与“蜡鹅事件”对《文选》的编撰产生极大的影响说而来。因之，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文选序》与《文选》何以存在着价值取向之不同，而且，其与《文选》之编者问题及“蜡鹅事件”对《文选》编撰是否有影响，影响如何等，均有很大的关系，故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 一 就文体而言，《文选序》论及的有赋、骚、诗、颂、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三言、八字、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38种（注：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李注胡刻本）。），而《文选》则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39体选录诗文（注：参拙文《关于〈文选〉编目次第之“失序”与“彼此失照”问题》。（将刊）关于《文选》文体的分类，时下主要的还是三十七类与三十八类两说（笔者发表于1999年初的《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一文，亦用三十八类说）。另外，“在1993年4月17日于台湾成功大学召开的‘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选之难体》乙文，提出《文选》分体三十九类之说”（《文选综合学》注释[7]的游志诚先生，在2000年8月于长春师范学院召开的“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文选综合学》一文又创新说，其云：“其实，《文选》体类实不止三十九。明清所见《文选》俗本有于‘哀策文’析分‘哀文’‘策文’二体者。曩昔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述六朝文体分类说时，已采用之。……惜乎未参之王应麟《玉海》所载《中兴书目》之《文选》资料，致不分檄难为一类。今若信王伯厚所见，则《文选》之分体实应当有四十类。而不是旧说之三十七、三十八，与吾所创之三十九。”（《〈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54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我们认为，四十类说是难以成立的。不过，这不影响我们的讨论，故此不赘。）。显然，两者不论涉及的文体之类还是文体之名，均不尽相同：一、《序》所提及之戒、诰、记、誓、悲、碣、三言、八字、篇、引10体，出《文选》之域外（注：近故的屈守元先生《萧统〈文选序〉章句》释“次则箴兴于补阙……碑碣志状”云：“以上箴、戒……记……篇……引、碑、碣、志、状各类杂文。《文选》各体皆具”（《文选导读》第158-159页，巴蜀书社1993年版）。屈氏乃当代“选学”名家，熟精《文选》，而有是言。事实上，《文选》并不立此中之“戒”“记”“篇”“引”“碣”五体。又，屈公仅据“日本所传古抄卷子本《文选》，萧统的《文选序》有旁注说：‘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便云：“这条旁注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即萧统的著名古代文论经典著作《文选序》，也出于刘孝绰的代笔。”（同上，第29页）是亦略失慎重。）；二、《文选》设置之册、上书、启、弹事、移、难、对问、连珠8类，《序》则撇开不提；三、有些文体，如《序》之“答客”、“指事”与《文选》之“七”、“设论”等，两者提法有异（注：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文选序》注释[20]云：“‘答客’，指假借答复别人问难，用以抒写情怀的一种文体。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高步瀛云：“吕延济曰：‘……指事，《解嘲》之类。’曾钊曰：‘指事，盖七类，如《七发》说七事，以发太子是也。’……曾说是。”（《文选李注义疏》第2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今按：曾钊说是；而今人赵福海说此“即《文选》中的‘七’体”（《昭明文选研读》第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尤可谓善断。）。此外，《南史·梁武帝诸子列传》载“蜡鹅”事发，帝“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注：李延寿《南史》第1313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唐代以还有人说过刘孝绰等参编《文选》（注：如人们所熟知的《文镜秘府论·南集·集论》引“或曰”之“……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宋王应麟《玉海》卷54“梁昭明太子《文选》唐李善注《文选》……”条引《中兴书目》之“《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所著赋、诗……志、行状等为三十卷”，而文末有双行小字云“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四库全书》本）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动摇不了《文选》为昭明太子萧统独撰之说（参拙文《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这就很自然地给人们那么两种强烈的印象：《文选》或“仓促成书”，或与《序》所出不同。由此，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两种相应的新说。前者如俞绍初先生认为，“由于成书仓卒，就不可避免地使《文选》留下一些草率的痕迹”： 目录中所标举的各类文体与《文选序》所叙列的不完全相符，有《序》提及而为目录所无，也有目录中有而为《序》所未提的。这大概因为《序》撰写在先，而编集在其后，又由于匆促间来不及据实际所收去修订序文，或者据序文来调整作品，因而出现彼此失照情况。（注：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与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第7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略后，王晓东先生承俞先生说而为《〈文选〉系仓促成书说》一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第一个依据就是《文选序》与《文选》之不相合问题（注：俞先生所说的另两端是：“作品的篇题及编次间有错误”，“所收普通间的作家作品未能全、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成就”（《文选学新论》第74页）。这些，王晓东先生在其《（文选）系仓促成书说》（《文选学新论》）一文中均作了发挥。不过，笔者仍认为《文选》非“仓促”而成，参《关于〈文选〉编目次第之“失序”与“彼此失照”问题》（将刊）等拙文。）。后者如傅刚先生根据上述情况而云：“这似乎表明实际操作者刘孝绰在文体的选录上与萧统小有差异”（注：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萧统《文选序》所举文体与《文选》实际收录文体不符的现象，应该值得注意，考虑到刘孝绰协助萧统编撰的事实，这种不符可以理解为萧统大概只在确定指导思想，制定体例等方面总体把握了此书的编撰，实际上的操作或由刘孝绰执行”（注：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1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俞、傅二先生均为学殖深而笃实严谨之中古文学专家，故其说虽异，然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过尽管如此，是两说似均有所未照。 （一）“仓促成书”说难以成立 《文选序》云： 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注：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李注胡刻本）。） “今之所撰”、“今之所集”、“都为三十卷”、“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云云，显然是编集在先，而《序》撰写在其后。因为编集成，才有“所撰”如何，“所集”如何，“都为三十卷”之说。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昭明太子〈文选序〉考》云：“通常，序文是在编著完成以后概括作品编著的动机、目的、方针以及内容和构成等附载于卷首或卷末。……在六朝末梁代编辑的《文选》的序文也是同样情形，是在《文选》的编辑完成以后，由其代表人物昭明太子概括说明编辑的动机、目的，以及采录作品的方针、编排等而置于卷首”（注：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第47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文选》的序文”，写“在《文选》的编辑完成以后”说，是符合实际的。总之，“《序》撰写在先，而编集在其后”之推测是难以成立的。准此，“成书仓卒”说，便失去了全部的依托（参后）。此其一。其二，既然《文选序》写在《文选》编集完成之后，“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云云，便不仅说明了《文选》显非“成书仓卒”，同时又极为有力地证明：“蜡鹅事件”对昭明太子编撰《文选》没有影响，至少没有大的影响。因之，《文选序》与《文选》之矛盾，并非“仓促成书”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