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派流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创作风格、审美倾向相近，而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批评史上的流派则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主张、审美观点的一致上。各种文学流派的涌现和争胜，是文学创作和理论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清代词学号称“中兴”，其重要标志就是流派纷呈。从明末清初起，词学流派如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此伏彼起，一直占据着词坛的中心。在一些大的词派之下，又衍化出一些小的流派分支，如西泠词派、柳州词派、吴中词派、晚清四大家（或称临桂词派）等。这些词学流派大都颇具声势，且观点鲜明，活动积极，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的词学流派贯穿整个清代始终，可以说清代的词学史即是一部流派史。这一鲜明的特色，必然引起批评家的重视。清代中期以后的词论家如江顺诒、郭麐、谭献、谢章铤、徐柯、蔡嵩云论析清代词时也都是从流派着眼的。（注：参见《词学集成》、《灵芬馆词话》、《复堂词话》、《赌棋山庄词话》、《近词丛话》、《柯亭词论》）可见清代的词学流派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值得研究的现象。 一 明末清初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登上词坛，李雯、宋征舆、宋征璧、夏完淳等羽翼之，拉开了清代词派历史的序幕。云间后劲蒋平阶、沈亿年在《支机集·凡例》中称“吾党持论，颇极谨严”。（注：《词学》第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显示出其鲜明的流派意识。其后云间派的影响几乎笼罩了整个词坛，在浙江杭州，西泠十子（即西泠词派）兴，时人评论说：“十子皆出卧子（陈子龙）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注：《白榆集·小传》）到了康熙初年，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词派和以朱彝尊为宗主的浙西词派分别主盟词坛，陈、朱二人都是由规步云间进而欲补救其偏颇的。谭献《复堂词话》说： 锡鬯、其年行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 二派未必是清代最早的词派，却是清初影响最大的词派。陈维崧的阳羡派倡豪放词风，朱彝尊的浙西派尚清雅韵味，景从者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浙西派，推南宋、尊姜张、倡导词体雅正，对明代以来词坛颓靡柔弱的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朱彝尊及浙西六家之后又经厉鹗、吴锡麒、王昶、郭麐、戈载等人的弘扬发展，在常州派崛起之前，一直居于词坛盟主地位，学词者竟然几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注：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序》《清名家词》）余韵延至清末。 嘉道间张惠言倡“意内言外”之旨，常州词人闻风响应，很快取浙西而代之，风靡天下。常州派论词言必称“比兴”、“寄托”，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充实，使词反映现实，作用于社会人生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常州派由董晋卿、周济达到鼎盛，经谭献、庄棫、陈廷焯以及王鹏运、况周颐等晚清四大家的承转，影响了几乎整个清后期。蒋兆兰《词说》云： 清季词蔚然称盛，大抵宗二张（张惠言、张琦）止庵（周济）之说。 常州词派的影响甚至在二十世纪依然可见。（注：出自晚清四大家门下的龙榆生、陈匪石、夏承焘、刘永济、杨铁夫、赵尊岳等学者皆活跃于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界。又如唐圭璋先生亦深受晚清四大家的影响，其《唐宋词简释·后记》说：其选词标准，乃“据拙、重、大之旨。”见《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由于流派在清代词学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使清代的词学理论具有以往词论所不曾有的特点；清代主要的词论家如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等，都是词学流派的领袖人物；清代典型的、重要的词学理论主张，都是词学流派的代表性理论主张；由于清代词学流派的重要作用，围绕流派而展开的批评和争论又特别引人注目。 清代以前尚无成熟的词学理论流派。晚唐五代两宋，词坛繁盛，异彩纷呈。宋人已注意到不同的风格特色，开始辨体式，析正变。词论中已有“花间体”、“南唐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稼轩体”等一些体式名称，南宋汪莘把苏轼、朱希真、辛弃疾的不同词风概括为宋时词风的“三变”。（注：《方壶词·自序》《彊村丛书》）南宋时评词者论析词学源流时也曾有“词章之派”的说法。（注：滕仲因《笑笑词跋》）这些议论已含有流派分析的因素，但尚不是成熟的流派批评认识。（注：参阅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清代的词派则是成熟的文学流派，不仅在创作中表现出相近的艺术情趣和审美倾向，而且具有鲜明而一致的理论主张，如云间派的婉丽，浙西派的典雅，常州派的意内言外，桂派的重、拙、大等皆成为一时树立于词坛的旗帜，成为本流派的审美理想和批评理论标志，并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清代词学流派不仅具有主题理论，还十分注意理论的系统性，即多层面的观点主张构成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如浙西派论词核心在于典雅，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强调“以雅为目”。厉鹗进一步阐发：“由诗而乐府而词，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注：《群雅词集序》、《樊榭山房文集》卷四）因而“雅”就成为浙派的一面旗帜。以典雅为核心，浙派进而提出了尚南宋、尊姜张，以及黜斥《草堂诗余》等一系列主张。各种主张相互支持，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朱彝尊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注：《词综·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朱氏又反复提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注：见《水村琴趣序》、《鱼计庄词序》等文。载《曝书亭集》卷四十）以引起人们对南宋词的注意。朱彝尊意在用以南宋姜夔、张炎为代表的清雅词风改变明代以来词坛柔靡的风气。朱彝尊之后，倡导南宋的词学主张就成为了浙西词派的代表性主张。汪森、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麐、戈载等浙派词人无不以此论为旗帜。谢章铤曾评述清代前中期词坛风气的变化云：“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至朱竹垞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词话丛编》）陈廷焯亦云：“国初多宗北宋，竹ｃｈá④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三，齐鲁书社1983年）鲜明而系统的理论主张既是浙派很快影响于词坛，改变了词风的主要原因，也是清代词学流派的显著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