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2)02-0066-05 正如《红楼梦》后40回为他人补写一样，《金瓶梅》第53～57回也存在为他人所补的问题，然而对这五回的研究远不及《红楼梦》那样深入，讨论得还不够充分。假如这五回书是陋儒补入的，那么必然牵涉到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这五回中有无原作者笔墨？补入者是一人抑或几人？原来故事梗概是怎样的？我们是否能恢复原五回的面貌等等，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考察的。 一、原五回书之真伪 说《金瓶梅》第53～57回为赝作，始于万历末年的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中透露：“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沈德符的话是否可信，至少须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沈德符与《金瓶梅》的关系，即他对此书了解的程度决定他的话的真实性程度，同时也要检验他有无作伪的可能；二是检验他的话是否与《词话》中的文字相合，能否在文本中得以证实。 沈德符是明人中最早读过并拥有《金瓶梅》手抄本全本的人，当时拥有《金瓶梅》手抄全本的王世贞、徐阶、刘承禧、袁小修等对此书全貌与流传过程皆未留下只言片语，惟有沈德符向后人透露了其中的秘密，且他的话来自其亲眼目睹的第一手材料，故而最具权威性。当然，不可否认，《万历野获编》卷四“《金瓶梅》”条的那段文字，为推卸他刻书行世有伤风化的责任，也有自我遮掩之处。不过，关于《金瓶梅》这五回为人所改的话与刻书有伤风化会招来世人唾骂毫无关系，所以他不必作伪。他说“遍觅不得”，足见在当时流传的手抄全本就缺这五回，而且沈德符为了填空补缺，四处寻觅，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当他在刻本中突然发现了这五回，一读竟不是那么回事，惊喜顿时变为失望，这种感受应是真实可信的。 接下来，我们需进一步考察《金瓶梅》文本与沈德符所说的内容是否相符。进行这步工作首先需有一个可靠的版本，好在目前见到的几种《词话》本没有多少出入，它们依据的是同一底本。这样一来，现有的《词话》本便可成为我们辨别第53～57回真伪的可信的依据了。 现在我们见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第53～57回的问题真不少，不但与沈德符所言相合，而且也有沈德符尚未提及之处。其可疑处粗略说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主要人物性格变了。西门庆虽说是位市井小人物，然在交男友上眼界甚高，在“十兄弟”面前，他总有居高临下之概，只对应伯爵格外亲厚，即使在与妓女做爱时（如与李桂姐、郑爱月）应伯爵闯入捣乱，西门庆也不发火，至多骂句“怪狗才”就完了。然而对其他几位“兄弟”，便换了付面孔，乃至拒之门外（如对白来闯），但凡在酒席上相会，从不失兄长之尊，从未与他们一同打骂取笑过。但到第54回郊外会友，西门庆一失往日尊严，与白来闯、常时节一伙不分大小尊卑，犹似一群孩儿嬉戏。这种描写与西门庆的性格及其同十兄弟的关系大相径庭。 应伯爵是位马屁精、巧鹦鹉，在西门庆面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趣味横生，逗得大家很开心，这也是西门庆所以格外喜欢他的原因之一。西门庆骂他是“诌断了肠子的狗才”，就连砖厂的主管薛内相也妮称他为“快说笑的应先儿”。他像戏剧中的小丑，一旦出场，故事就活了起来，就涌起趣味波澜。然而在第53～57几回书中，这个应花子如同死了一般，不是在西门庆面前无话说，就是出语甚俗，寡淡无味，几乎无一句歇后语、土语，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儿。向来吝啬的常时节、白来创在这几回书中竟成了慷慨大方的义气汉子，第54回写常、白二人下棋，要赌东西，一个交出了“诗画白竹金扇”，值两三钱银子；一个“簇新的绣汗巾”，“也值许多”。后来常时节赢了，竟将赢的两件宝物大大方方地送给了金钏与吴银姐。这与小说第12回所写众人帮嫖丽春院时吃了还要偷的情节相比，岂非两种笔墨？足见这位补写者对笔下人物的性情并不甚了解，也未细加琢磨，只是一味依着自身的性情随手写来。 （二）语言变了，吴语替代了北语。尽管《金瓶梅》一书常采用外书文字，用语较为复杂，然而书中的叙述语言、人物语言所表现的风格大体是一致的，属于山东西北运河一带的北方语言。我是河北人，读《金瓶梅》越读越感亲切，那种北方土话说得可意、畅快得很，那种生活风俗也如亲身经历一般。小说第52回写西门庆与应、谢二人吃浇卤面儿，几样小菜，“一大碗猪肉卤”，读着直流口水。然而读到第54回，便磕磕巴巴，甚觉别扭。什么“多顽顽也得”、“不知甚得来”、“可着甚得来”、“不如着入已的”、“看看区区叨胜了”等等，不知所云。我在上海、苏州学习过，一听便知为那一带的话，北方绝天此语。至于市井小民早晨吃糕点喝茶，也是南方习惯。《金瓶梅》一书处处跳跃着北方的土语俗语，特别是潘金莲、应伯爵等人嘴上那些骂人话、调侃语带着泥土气、伴着唾沫星子扑面而来。然而细观这几回，那一股子辣味，冒着野气的歇后语，几乎不见了，第54回尤其如此。显然这位作者是南方人，或者说具体些是江浙一带人。 （三）生活空间、地域特色变了。一部《金瓶梅》除了后十几回写临清一带故事外，凡到清河县来的人，无有坐船的，都是自运河某一码头下船后，坐轿或骑“头口”来。至于城南30里处的管砖厂的刘太监庄上，皆是旱路，刘太监与西门庆来往甚多，无一次坐船，想必那里压根儿就无水路。小说第54回写应伯爵邀众人到刘太监庄上的花园玩耍，去时乘舡。“伯爵就把两个食盒，一坛酒，都央及玳安与各家人抬在河下，唤一只小舡，一齐下了，又唤一只空舡载人。众人逐一上舡，就摇到南门外30里有余。”这完全是作者的想象之词。再者，小说第56回，常时节请西门庆来到一酒店吃酒，小说描写那酒店：“只见小小茅檐儿，靠着一湾流水，门前绿树阴中露出酒望子来。”这“小桥流水人家”，这茅草房儿，多为南方农村的景致，非山东清河县县城之景，与一部书内清河县的房屋街道的风格搭配不起来。无疑作者将他熟悉的南方家乡的地域借助想象搬入《金瓶梅》中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