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惑。在后现代文化策略中，写作本身已成为目的，历史和生命都被放逐，只剩下话语的游戏。自然，在话语“能指”的无穷无尽的游戏中，灵魂是没有了栖居和归依之所，只能在精神的荒漠上游荡。面对这样一个写作世界，你的阅读为了什么？也许，你根本进入不了话语游戏，也许你懂得了一些游戏法则，但你被话语游戏之后所得到的是满天飞舞的碎片，最终连自己的灵魂也一点点化为这碎片，满天飞舞。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着刘心武的文学世界沉思，历史、生命、灵魂、意义……从四面八方袭来冲撞心灵不能拂去。我在《再说刘心武》的文章中曾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在后现代文化狂欢节里，刘心武穿过世纪末的喧哗嘱目于21世纪，那天、地、人共存相谐是亿万年永恒的命题，人类最根本的价值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共存共证的伟岸，刘心武终不后悔，不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刘心武既不构置主体死亡的后现代策略，也不坚持自我中心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要在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的新的对话中完成人性的自我塑造，关怀并促进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人性的提升。”①是的，我仍然在寻觅文学家的良知、精神向度和生命的深度；是的，我不想中断过去，而要从历时性的追忆开始，反观现在和未来。 也许阅读刘心武本身的行为就是在阅读自己并发现自己，是一次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我愿意“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去捉摸作家的心”②，就从这里开始探索刘心武的寻求与超越。 《班主任》——“女娲补天”的再生神话 说来你不相信，但我是这么看的——《班主任》创造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再生神话。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捧着刚刚接到的《人民文学》77年第11期，如饥似渴地读着刘心武的《班主任》。时间过去了18年，那人生节点上的刹那，无疑是有了永恒的意味，它像浮雕一样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也抹不去。今天，以一个静观的心态重读这篇在当时造成巨大文化震撼的文本时，我想捕捉动荡于作家心灵的欲念。 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神话情结”，作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却隐藏在本文的结构之中。 《班主任》设置的人物结构模式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张俊石与其拯救对象谢惠敏、宋宝琦处于这种关系中，在这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英雄中心结构是作为原型而出现的，这可以从张俊石与谢惠敏、宋宝琦的隐喻关系来看，依我所见，“张”为力的隐喻，“俊石”为炼五色石补天之隐喻，“惠敏”凋谢，“宝琦”断送是对“文革”极左路线造成的文化浩劫的暗示。于是，人物之间的关系自然隐含了“女娲补天”的再生神话。 《女娲补天》在中国神话中不是创世神话，而是重整乾坤的神话。它是在天地开辟之后，是在天地遇到灾难性的大破坏之后进行的。《淮南子·监冥篇》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补天”，重整乾坤。如果说延安时期的《兄弟开荒》可以看作是革命时代的创世神话，那么，《班主任》就可看作是重整乾坤的当代神话。“文革”十年，历史倒退，当代社会又重演了一个荒古时代的天崩地裂。刘心武作为时代的早慧之子，亲眼目睹了“宋宝琦们”的野蛮、懵懂、愚顽，更令他惊骇的是在领导未来社会的“谢惠敏式”的人身上继续潜伏着对将来民族生存的颠覆，他的补天思想自然溢于本文。刘心武说，他写《班主任》的冲动不同于以前创作的文学冲动，是“忧国忧民的救国冲动”③。可见，《班主任》的人物关系的神话基础与《女娲补天》的神话有异质同构现象并非是偶然的。它是在时代重大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强烈表征。也正因为《班主任》的“女娲补天情结”，才使得这篇“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同后来的“伤痕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的思想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 忽然想到，最近出版的刘心武的散文随笔集《人生非梦总难醒》反响颇大，“人生非梦总难醒”，作家自己“反复咀嚼这七个字的味道，心弦颤动不已”④，这七个字可以概括刘心武创作生命的基调。刘心武坚持“写实”，可是又无时无刻不在与梦对话。荣格说：“梦是个人化的神话，神话是非个人化的梦。”⑤可以这样说，刘心武是踏着梦境的希望朝历史和生 命的深度走去。这是民族的集体的梦。 爱的伊甸园 新时期文学开创之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意识”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忧患情结”首先在刘心武《班主任》的本文与它的巨大文化反响中得到渲泄，刘心武也因此从社会都相信文学能救亡的神话中首先获得了主体定位。 爱是本真的圆满形式。在新时期文学中，刘心武又最早以爱突破智性的困境，获得主体创意的命题。以爱为圆心，缝合历史的断层、文化的断裂，建立现代文明秩序，从而创造关于人的神话，这是刘心武在新时期憧憬的文学幻想。 1978年发表《爱情的位置》，刘心武第一个发出了对爱情的呼唤声。今天面对这篇难以卒读的小说并不厌烦，我感兴趣的是这篇艺术上粗糙的本文当初何以获得轰动效应？细想之可以发现，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对于读者来说常常是一种“思”与“思”的对话，人们往往并不追究本文艺术精致的程度而直逼“思”的王国，以圆自己的梦境。读者对《爱情的位置》能产生强烈的共鸣本源于此。刘心武以寻找“爱情的位置”作为解构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心）的政治神话的突破口，把被政治之父放逐的人类爱的本原回归于人类的家园，这无疑给“文革”劫难后民族荒漠的心原上浇灌了甘泉，从而在当时成为民族的现代性渴求快捷而鲜明的表征。我读《爱情的位置》还感兴趣于这篇小说留下的空白。本文是以一种虚拟的“教义”形式出现的，其本身所具有的神话性质今天仍然能为读者提供可以以自身话语背景对本文介入的可能性。且看，刘心武是如何确定爱情这一世俗生活内容的重要的人伦关系模式？本文有这样一个情节：老革命干部冯姨在延安时就失去了爱人，但她几十年守着丈夫的照片而没有改嫁，并在日记上给丈夫写信，向他倾述衷肠，并让他与她共享生活的天地。这一具有梦幻性情节隐含着作家本人在爱情道德观念上的理想立场。这里，刘心武把爱情的“位置”幻化为寻求爱情的“仪式”，意味着爱情的稳定、温馨、永恒。这是刘心武潜意识关于爱情的某种秩序、情调、范式的承诺，镌刻着中国文化关于爱情的集体记忆。这在他后来发表的散文随笔中不止一次谈到的爱情婚姻观得到证实。刘心武关于爱情的理想为今天共时性的现代爱情世界提供了一个启示性的镜象，或者留给现代爱情一个永远的乌托邦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