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全面论述了老舍散文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上的特色，作者认为：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虽基本上属于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之流，但也有时代的折光；随着老舍思想的发展，抗战时期和解放后他的散文创作，由表现“自我”演变为以反映大众的、民族的斗争生活为主的“社会的”、“时代的”记录。在艺术表现上，老舍的散文抒真情，写真性；体物入微，微中见大；诙谐幽默；语言朴素简练。在现代散文中，老舍的散文可称得上独树一帜。 关键词：散文 自我 功利性 幽默 老舍三十年代在《论语》、《宇宙风》、《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记事、抒情散文，以及幽默小品文。1934年4月，他还出版了《老舍幽默诗文集》。抗战期间，他先后在《抗战文艺》、《弹花》、《宇宙风》、《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五十余篇散文。解放后，他创作的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只有十多篇。长期以来，对老舍散文的研究重视不够，或评价不高。各种现代文学史教材在论及老舍时，也绝少提到他的散文创作。因此，对于老舍散文创作的研究，目前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对老舍的散文作深入全面的探讨实有必要。 （一） 三十年代，老舍刚从英国回国不久，又在北方教书，因而离革命较远，文艺观也与左翼作家不尽相同。老舍强调“文学是生命的诠解”，强调“文学的真实”，他反对逃避现实，但也反对标语式的宣传。他说：“没有问题，文学便渐成了消闲解闷之品；见着问题而乱喊打倒或万岁，便只有标语而失掉文学的感动力。”因此，“伟大的创作”，是“由感动渐次的宣传了主义。粗劣的宣传，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①。他三十年代的散文，大体来说，基本上属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积极提倡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一流。（此时期他大多数散文就发表在林语堂等人主编的《宇宙风》、《人间世》、《论语》上）。他谈济南、青岛的风景，谈自己的饮食起居，谈自己的读书、写作生活，谈鸽子、麻雀等小动物，也谈狐说鬼，……这些闲适小品，或能增加人们的知识，或能怡情养性，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但却不是“匕首”和“投枪”。很显然，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继承的是二十年代以“自我表现”为主的“个人的”抒情小品的传统。然而在这些“自我表现”的散文小品里，通过“自我”，也自然地显现出时代的折光。如抗战前夕的《想北平》②就十分典型。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则退让屈服，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相继成立，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愤怒，老舍作为一个北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华北的危机，北京的危机，当然会使他寝食难安，感慨不已。《想北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篇亲切动人的怀乡散文，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故乡北京深深的眷恋之情。“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文章这一结尾感情色彩深沉而蕴藉，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 尤其是他那些在《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发表的幽默小品，谈写作、谈观画、谈电影、谈孩子，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字里行间，有他生命的体验，有不平，有讽刺。如在《避暑》、《暑避》、《等暑》等小品里，他多次说，有钱的来青岛避暑，而无钱的只好关在屋子里“死不动窝”，“有钱的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又如在《有钱最好》、《钢笔与粉笔》等篇中，他谈自己的困顿，为了挣钱糊口，他不得不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只好让钢笔生锈，拿粉笔去写黑板。”作为一个文化批判型作家，跟他的小说一样，在散文中他也不忘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忍俊不禁的《取钱》、《有声电影》、《写字》等篇章里，他嘲讽抨击那些做事拖拉、装腔作势、不讲公德等社会弊病，讽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表现了“老中国儿女”的弱点。正如鲁迅在谈到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小品时所说的，他们提倡的小品文虽已走向“危机”，但他们的作品也有“讽世之意”，“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人间世》有很多作者的“随感录”之类的小品，“虽多温暾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③此时的老舍就是这很多作者中的一个，他的散文小品也有挣扎和战斗。只是他取的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不叫骂呼号，而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领悟的是人生的矛盾。1936年7月他在《论语》上发表的《鬼与狐》一文说的虽然也是“鬼”与“狐”，但很显明地是影射“人”，人才是真正的白天的鬼，“这种玩艺们把世界弄成了鬼的世界、有地狱的黑暗，而无其严肃。”他还说，现在的文艺之所以写这种鬼与狐的故事，除了为造成一种恐怖，“故意的供给一种人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就颤抖的东西”外，“也许还有时候含着点教训，如鬼狐的报恩等等”，“不论是怎样吧，写这样故事的人大概都是为避免着人事，因为人事中的阴险诡诈远非鬼所能及；……所以鬼事倒比较容易写一些。”这里，除了对那人心险恶的世道不满外，老舍还是为自己辩护，也是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辩护。 （二） 抗战时期，时势的剧变，迅速地改变着老舍的生活节奏与思想观念。为了祖国，为了抗战，他告别了在济南的家人，来到了武汉，结束了他多年来的宁静的书斋生活，开始经历流亡与抗战的“八方风雨”。抗战期间，老舍负起了领导“文协”的重任，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以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他，此时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老舍政治思想的变化，此时期他的文艺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积极主张文艺要为抗战服务，进行抗战的宣传。他说：“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枪吧。”④他此时期的散文，已没有那种悠闲的创作心态，表现的也不是那种平和冲淡、闲适朴雅的情绪，作品的社会功利性大大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