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艾青诗歌在30-40年代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对艾青诗歌众说纷纭的评论中所包含的正确的或偏见的阐释，实际上体现了他的诗的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新中国成立后对艾青诗歌的研究处于新的起步。1957年后对既往的研究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姚文元对艾青的批判成为“权威”的政治判决。新时期以来对艾青的研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重新开始。诗人在中国诗坛乃至国际诗坛的崇高地位得到确认。目前在艾青诗歌研究中尚待加强的几个问题，以及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阐释的理论观点。对艾青研究的前景的期待。 一 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上，艾青的出现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进入2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坛，可以说在创作和理论上都已经步入相对平稳与成熟，形形色色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表现。然而，从根本上说，诗坛最迫切的需要却是那种能够以自己作品的艺术力量震撼读者的诗人。无论多么美妙的理论主张和宣言，没有具体的作品作为现身说法的例证，都只是迹近空谈的玄说。反之，也只有在创作实践中提供了具有新的美学品格的诗篇以后，人们才能够从中总结和提升出新的理论观点，扩大和加深批评的视野与深度。艾青在这种时候出现在中国诗坛，无疑地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的话题。 最早引起人们对艾青的注意的，自然是那首写于狱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然而直到1935年他出狱后以自费出版了诗集《大堰河》之后，才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大堰河》出版于1936年，虽然只收了九首诗，但是受到了有眼光的批评家的赏识。茅盾最早在他所写的《论初期白话诗》一文中提到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他是在批评了“初期白话诗因为多半是印象的，旁观的，同情的，所以缺乏深入的表现与热烈的情绪”这种现象之后提及该诗的。他认为这首诗“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女佣（大堰河）的生活痛苦”，因而“不能不喜欢”它。自然，茅盾的评论只是简略的印象式判断，但也证明了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艾青“沉郁的笔调”的风格。而这正是数十年来人们对艾青诗歌风格的一个基本概括。 如果说茅盾的评论只是顺便提及，止于印象式的感受，那么，胡风的《吹芦笛的诗人》一文，则是专门为诗集《大堰河》所写的评论了。胡风以诗人的热情和评论家的胆识敏锐而深刻地指出了艾青诗歌的基本特色：“他的歌唱总是通过他的脉脉滚动的情愫，他的言语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的情愫，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的几幅面影。”胡风的这一段话从情愫到言语所指出的艾青诗歌的内在构成和艺术素质，不仅是对艾青个人艺术特色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当时诗坛状况的一次针贬。所谓“脉脉滚动的情愫”，所谓“言语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和“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虽然是针对当时某些诗歌的弊端而有意地以艾青的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这也同时说明了艾青的诗之所以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据胡风自己说，他是从近20本诗集中选中了《大堰河》来加以评论的。 尽管茅盾和胡风对艾青的诗歌作出了一些初步的和中肯的评价，然而由于艾青诗歌里所呈现的某种程度的复杂性，以及评论者各自所持的不同美学观点，因而由于《大堰河》诗集的出现而引起的争论仍然不可避免。 最早引发这种争论的是杜衡发表在《新诗》一卷六期上的《读〈大堰河〉》一文。 杜衡即苏汶，是有名的“第三种人”，名声虽然不好，但他的文学观点也绝非一无是处。他对诗集《大堰河》的评价总体是肯定的，但却指出了“这集子，里面所包含的长短篇虽然总共不过九题，但我们的诗人可就取了几种不同的姿态在里面出现。”本来，如果杜衡能够比较深入客观地分析艾青诗中的这种现象的话，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准确的艺术把握。可是由于他在立场观点上的偏颇，加之用语的不够准确和慎重，他的这种本来不无研究价值的观点却迎来了一些文艺理论家的严厉批评。雪苇在《中流》二卷五期上发表了《关于艾青的诗》，针对杜衡所提及的“两个艾青”的问题，他似乎更强调了艾青的统一的一面。 由于杜衡提出了“那两个艾青一个是暴乱的革命者，一个是耽美的艺术家”的观点，雪苇便强调：“第一，艾青的‘芦笛’并不‘脆弱’，决没有‘搁笛’的危险；第二，艾青本来就是一个，是一个要把‘从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带来的‘芦笛’来做‘一七八九’的吹手的诗人。这样的一个艾青，正如杜衡先生所看见的相反的，从《大堰河——我的保姆》就鲜明起来了。”他并且断言：“极显明的，这不是艾青‘灵魂’的里面包含有相互对立的‘两个’，而是杜衡先生的无知于艾青。” 这样的分歧和争论，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对诗人作品的不同的解读方式，其实却反映了当时文坛上一些重大的争论在人们心灵上投下的暗影。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应该看到杜衡的某些判断是颇为准确的，因为当时的艾青的确并不那么“统一”。雪苇的本意是维护艾青，但却难避片面偏激之弊。倒是杜衡所说的，“我害怕他在两方面都会得不到原谅”，后来历史的事实证明倒是不幸而被他言中了。 以上所述的这些有关艾青诗歌的评论，严格来说都还处在对他的“发现”的阶段，但是仅仅从一本薄薄的只包含着九首诗的诗集中，人们便发现了他的诗的特异的光彩，则不能不说是当时文艺批评家们的敏锐和胆识的一种相当突出的表现。 随着岁月的流逝，艾青在诗坛上的影响也因其不断地佳作迭出而日益增大。30年代中期以后到40年代初，艾青已经是诗坛上热门的话题。但是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也同时存在，即对他的肯定与赞扬的同时，对他的批评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特别是一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譬如冯雪峰，他曾以孟辛的笔名写过一篇《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的“信”，发表在《文艺阵地》四卷十期上。冯雪峰从对艾青和柯仲平的诗的比较中探讨了诗的精神和形式的问题。他在肯定了艾青的某些优点之后，又认为“法国象征派风味”“给他很大的损害”。与此同时，他认为柯仲平“则以更统一的，和更清新的诗的形式，在具现着中国大众的新生的生命和精神”。这种对比已经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他对艾青诗的“形式”所持的态度。但是冯雪峰似乎也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因为他虽然一再地对艾青的“象征派风味”表示不满，却又不得不屡次肯定其诗歌的“精神”。他竟然断言：“诗的精神是客观的存在”，无怪乎他既要肯定艾青就不能不为艾青辩护，而在辩护的同时就难免捉襟见肘了。最为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矛盾和困窘的也许是下面一段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