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这种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 关键词 王朔现象 思考 文学理想主义 一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王朔的诞生并非偶然。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因此，考察王朔的位置是必要的，只有找到了王朔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位置——坐标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王朔，才能比较直观地认识王朔产生的必然趋势。 王朔的第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发表于1984年的《空中小姐》。这是一篇非常纯情的爱情故事，现在重新阅读，仍感余香满口。然而这种过分的纯净似乎使它显得与王朔的真正风格不相谐调。只有到了1985年，先是《浮出海面》，继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得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编辑部的故事》等小说与影视剧的批量问世，才使王朔真正成为王朔自己。所以我们说，作家王朔的诞生，应在1985年。 那么，1985年意味着什么？1985年意味着中国新时期文学开始发生明显的变革与转折，这种变革与转折的标志是多方面的，评论界已有诸多论述。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标志便是文学理想主义的充盈到失落的变化。因此，以1985年为界可把新时期文学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进而以此为依据，我们还可把迄今为止的新时期作家约略分为三个代别：早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诸作家为第一代，寻根作家为第二代，寻根后新潮作家为第三代。三代作家各以自身的文学行为清晰可鉴地昭示出文学理想主义由充盈到失落的历史轨迹。 第一代作家所开创的文学活动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其主要作家以王蒙、刘心武、张贤亮、蒋子龙等人为代表。他们的作品所讲述的本质上是一个“愿望”的故事，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抑或更久远）的大断裂之后，他们试图接续、修复和重建50年代那个天真而温馨的乌托邦旧梦，诚然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切努力也许是有意识的，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摆脱那个昔日的巨影。正象王蒙笔下所反复出现的那些“钟亦成”们，为了那一神圣的“布礼”而甘愿受苦受难，上下求索，虽九死犹未悔。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他们潜意识深处所固有的50年代所受教育的积淀，已化作一种无以化解的内在“情结”，在左右其行为，使他们在看取世界时，价值参照系只能是过去的，因而无论他们怎样求变，这种理想主义的内在因子，都始终积极地起着作用。 寻根文学从1984年打出旗号，1985、1986年达到高潮并很快衰微下来。它横跨1985年而承上启下属于从充盈到失落的过渡阶段，因而便具有了过渡阶段的诸多特征，例如尴尬。这一代作家基本上都是知青，他们世界观形成阶段正处于文革时期，大起大落的现实处境造就了他们矛盾的痛苦心态：虽然文革铭刻在心头的痛苦记忆使他们对旧有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又不可能以一种新的姿态彻底摧毁之，残存的理想主义信念支持着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永恒的超越性价值，他们面对着民族现代化的艰难困窘的局面，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企图在民族文化层面中挖掘民族生存，民族心理的恒定结构，他们的视点是古典的人道主义。这一基本立场使他们同80年代前期的文学理想主义脐带不能断绝，但现实的困境与观念（文化、哲学）的挑战，使他们的处境异常尴尬，他们在“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夹缝中求生存（陈晓明语）。正如一位论者所指出的：寻根作家是一批裸露于荒野上的弃儿，①他们无家可归，找不到“父亲”，（“父亲”一词在雅志·拉康那里是法、权和秩序的象征），这种“根”的缺失，“家”的缺失，“父”的缺失，就使他们永难在“家庭”的坐标系中获得命名和位置，也即永远不能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于是寻找的焦虑、皈依的渴望，便必然造成他们强烈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对民族文化表现出难于抑郁的依恋（恋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它的无情批判（审父），依恋／批判，张扬／背离的二项对立，使得他们在构筑理想大厦时似乎也在准备着它的轰然崩塌。莫言的情况也许很能说明问题，他是寻根的最后一位作家，他虽不是知青，但他的经历和基本思路同其他寻根作家有相似之处。1986年莫言《红高粱》的发表，可以看作是寻根文学的新发展和必然归宿，他把走上困境的寻根文学从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历史沉思中解放出来，改变为对生命强力的自由渲泄，在主观臆造的乌托邦情境中，人的理想得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想象性满足。从表象上看，莫言似乎轻而易举地超越了那种令人尴尬的处境，但仔细究之，则会发现，莫言的尴尬更不堪言说。他实质上在逃离现实，而且更为彻底地逃进了幻想之域，幻想忍受了他的“利必多”蛮力，成为走投无路的莫言的一个栖息之地。但梦不会长久，幻想终归要破灭，大写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颓然倒地，正如一位颇有才气的青年论者所说：“80年代关于人的想象力已挥霍干净，英雄主义的主角怀抱昨天的太阳灿烂死去，理想在时代的终结倒也干脆利落。”② 事实上，理想主义与非理想主义的界限并非黑白分明，它是一种镍币的正反两面，当这一面黯然失色之后，另一面便开始浮出历史地表。1985年《人民文学》第3期推出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成为理想主义失落之后的第一声叹息。之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王朔的《浮出海面》及其他作品，陈建功的《鬈毛》、刘毅然的《摇滚青年》等小说的发表，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现代派”与“伪现代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有人赞扬，有人拒斥，有人恐慌，显示了它对文坛的震撼力，它似乎正是一个宣言，宣告了文学理想化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非理想化时代的开端。如果说，寻根文学的着眼点是民族整体生存状态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往往从古老蛮荒的过去寻找题材，从而显露出某种程度的对现实的逃避的话，那么，“现代派”文学则将视点转向现实，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演示人的当下困境。随着《你别无选择》的获奖，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到来了。 毫无疑问，王朔应该属于这个时代，他不仅诞生于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中，而且也诞生于产生这一文学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众所周知，1985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由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新旧交替中体制的不完善，使诸如官倒、腐败等阴暗面日益暴露，旧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日益显出虚伪和过时。同时，西方第一世界的各种价值观念也蜂涌而入，成为左右人们生活趣味的重要参照系。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一种讲求实用，追逐实利的风气迅速在国民中滋生，价值失落了，理想主义成为滑稽可笑的代名词。所有这些都成为刘索拉、王朔诸人诞生的原发性情境。 文学反映生活，文学总是投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说法好象已不时髦，但细究起来又十分真实，世界上绝不会有纯而又纯的文学。美国学者杰姆逊教授说：“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立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里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③从刘索拉、王朔甚至一向被评论界称为形式主义的先锋作家们（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身上不是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吗？ 于是适应现实与文学发展的潮流，王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异端的位置。王朔似乎是一匹不祥的黑马，当他以卓尔不群的彻底反叛姿态踏足文坛，就给正统的文学圈内一种非我族类的异样感，于是拒斥、争议，一会儿推给通俗，一会儿又判给新潮，他在通俗与新潮之间，难于确切地加以界说。当1988年电影界被称为“王朔年”之后，评论界仍显得相当冷淡，甚至轻蔑地称其为“痞子写，痞子演，痞子看”的“痞子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