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术得力于新材料，《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学术界对作者尚有争议，但它将对《诗经》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则并无轩轾。今试述初读《诗论》所得，以为引玉之砖。 由《诗论》可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孔子读《诗》、说《诗》的方式和态度。从《论语》所记与子夏、子贡言诗，可知孔子说《诗》重“礼”、重德性修养等；《诗论》亦然。但孔子论《诗》又不仅限于此：如“吾以《葛覃》得氏之志，民性固然……”和“《木瓜》得布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云云，如此深味于诗篇所展示的民性民情，恐怕就不是一个“礼”字所包括得了。而像“《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等等的叹美，更令人仿佛看到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痴迷。人们已注意到《诗论》中孔子不谈“美刺”，但其不谈“教化”的倾向同样值得注意，如《关雎》、《汉广》篇，孔子言其“纳于礼”，言其“智恒”，却绝无《毛诗序》中“后妃之始……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及“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那一套。“教化”观念充斥于《周南》、《召南》的《小序》中，笔者早疑心今本《毛诗序》是东汉经生杂抄三家、附以己意，以应东汉“名教”要求的东西，其《诗》说在许多方面已去古儒甚远。对此《诗论》可以为证。此外，《论语》等文献都表明孔子言《诗》重《关雎》，其原由《诗论》给出了答案。 由《诗论》可知：今本《诗经》雅、颂部分的编排，经过后人改动。廖名春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说：“竹简说诗有时从颂说到风，有时又从风说到颂。次序不一定。”细看《诗论》的确如此。但《荀子·儒效》中谈到风、雅、颂时，其次序也与今本相同，看来尚不能因竹简中有从“颂”说到“邦风”的讲法，就疑心于今本次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诗论》窥知，三百篇的古代编排是以时代为类别的。《诗论》有这样的文字：“《颂》旁德也，多言厚，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后缺)……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也，小矣。”由文字中“旁德”、“盛德”的并举，可知“多怨怼”是在说《小雅》；又可知从“旁德”到“盛德”以至《小雅》的“多怨怼”，孔子是在沿着时代的前后顺序讲。《大雅》“盛德”，《小雅》“多怨怼”，很明显大雅时代在前，小雅时代在后。而今本中，《大雅》有《板》、《荡》、《瞻 》及《召南》等的“怨怼”之作，明显与孔子“盛德”的概括相左。同时《小雅》中又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及《大田》等“盛德”之篇，又明显与“衰也小矣”判断不符。此外，确为周宣王朝的《江汉》、《常武》也被放到《大雅》中。孔子曾使“雅颂各得其所”，而“旁德”、“盛德”及“怨怼”的并举，似乎道出了“各得其所”的含义为何。究竟何时、何人、何种原因把孔子的定本弄成现在这样子，是值得研究的。 由《诗论》，不仅可以重新理解某些诗篇，而且对汉代今、古文异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出新的评价。《诗论》言及《周南·甘棠》时，提到了“召公”，并有“吾于《甘棠》得宗庙之敬”，“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及“敬爱其树”之论，证明汉代人解说此篇固有所本。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则证明传统对某些诗的解释是错的，典型的一例是《周南·汉广》。《诗论》评此诗说：“《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不攻不可得，不亦智恒乎?”古文家解此诗，说是南方人因受文王之化，“无思犯礼，求不可得也。”今天解诗虽不信“文王之化”，但还是顺着“求而不可得”的思路把它解为爱情诗。实际从古文家起，就理解反了。顺着《诗论》“不攻不可得”去读诗，原来诗篇是教导人们不要去追求汉水一带的“游女”，反复咏叹汉水之广，不可“泳”、不可“方”(凫水)，实际是警示人们，无端追求汉水游女有灭顶之灾。再检古代有关《汉广》文献，发现西汉今文家旧说中仍保存着“不攻不可得”的遗意。《韩诗外传》中有一则郑交甫汉水遇神女的离奇故事，正是解《汉广》的。仔细推敲这则故事，又发现今文家实际是在以郑交甫的故事，印证并强化《甘棠》诗篇中的教诲。郑交甫的遭遇，不是诗篇本事，而是说《诗》的一个例证。“外传”的作用当正在于此。今文家兴于汉初，还多少保存了先儒说《诗》的法门。古文家兴于两汉之际，上文提到《毛诗序》有杂抄三家之嫌，其对《汉广》解释所以与孔子之意全悖，就在于它存心去讲“教化”，所以在抄时，遗弃了不少古说，这似乎也透露出今文向古文递变的轨迹，今文家是设法印证、强化诗篇内容，为的是“宗经、征圣”；而古文家则干脆把古代诗篇本身当作古人已经受过圣贤教诲后的制品了。同时，《汉广》既然如《诗论》所说，是教导人不去追求汉水“游女”的篇章，马上新问题又出来了：周人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诗篇作于何种背景之下?过去这问题是无从问起的，现在则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