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风尚如同社会的风尚，是在时代潮流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同时，社会风尚给散文风尚以深刻的影响。谈论当代散文的风尚，不能忽视当今社会的风尚；论及当代散文的风尚，不能不从现代散文中寻找借鉴。实质上，当代散文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讨论当代散文风尚的演变，以当今社会和现代散文作为参照，当为题中应有之义。 1 当代散文是从现代散文发展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散文成功地完成了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重新确立了自身作为正宗文体的地位。散文形式和体裁有了变化和发展，出现了不同于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新分类法，确立了文学四分法，作为和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散文，其内部又分为记叙文、抒情文、描写文、论说文、小品文等。现代散文发源之初，便涌现出一批高雅而潇洒的作品，源头与高峰同起，形成了雄伟壮丽的文化景观。 散文的转型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1、民国以来，新教育逐渐普及，大众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由于交往的需要，本时期新闻传播媒介日益发展，有了面向大众的文字和文学。2、随着皇权的颠覆，政府的机构和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义散文中的公文得到了简化和净化，诏令奏记等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切为文学散文的长足发展扫除了障碍。3、由于实现了语体文的变革，作家从形式上获得了借鉴东西方艺术手法、表现生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自由。4、国内新教育和留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与“士”有着质的区别。文人身份与官人身份分离，自由职业使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生命体，更便于抒发个体的情感和性灵。他们的进入文坛，给予古老死寂的文坛风尚以猛烈的冲击，给散文带来一股新世纪之风。 朱自清在当时便指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权威，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迂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绅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挺，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①现代散文绚丽多姿，其最大特色是强调个性，以“人”为本。文人的心态自由，情调丰富，文笔潇洒，具有明显的“名士风”和“才子气”。 本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期，文学语言开始从旧文言转向新语体。建立散文新文体的需要迫使作家在形式上投入了更多的关注。鲁迅当年在肯定五四散文成就的同时，敏锐地察觉到散文趋于“雅”化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②现代散文在语言和技巧方面与古代散文争风，其积极结果是，它终于在形式方面获得了独立的品格。然而，这种竞争的副作用，又使它不由自主地从旧形式中寻找标准，在理论上走向与旧形式的妥协。对此，鲁迅曾大声疾呼：“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 五四散文家各有各的套路。鲁迅散文理性强，偏于解剖和讽刺，只消三言两语，便能将主题道破。周作人在吸收西方和日本艺术精神的同时，选择了东方式的冲淡、平和、闲适的审美理想。徐志摩、梁遇春则过于追求英国随笔的韵致；冰心散文清丽典雅，心性纯洁；林语堂散文憨直浑朴，幽默达观；丰子恺散文以漫画入笔，意趣横生，清幽玄妙；朱自清散文文笔优美，贮满了诗意……然而不得不承认，以上诸路散文构成的散文风尚中，弥漫着一股诗味太浓、甚至带有迂腐气味的情趣和意蕴。这种与继承和借鉴相随而来的文学惰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下一个阶段散文的长足发展。 从深层意义上讲，五四毕竟是一场与政治革命难解难分的文化运动，而不是一场与经济变革接踵而来的文化运动。大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方式没有产生根本的变化。散文作为高档精神产品，只是在少数文人手中流传，仍然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大众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品味与作家的水平相距太大，不可能在当时对散文创作提出理论性的批评和实践上的要求。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文化的局限。正是作为对这一历史债务的补偿，五四散文在经济变革和文化变革的当代才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和评析。 由于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心理的规整，当代散文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鲁迅文风在军事题材和外交题材上大放光彩，打击侵略者，声讨帝修反，散文是文坛上最便捷的武器。在建设新中国的主题下，杨朔派散文唱出了最高雅的颂歌。散文宜于抒情，抒情便歌唱是当时散文的风尚，也是当时社会的风尚。“建国初期，人民解放了，人民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举国一致地开始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战而胜之。广大的人民群众坚信：共产主义到明天一定要实现。他们结束了艰辛的过去，创造着幸福的未来，丹心似火，壮思欲飞。散文作家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写出了大量的时代赞歌。那时代也确实该唱赞歌。”③巴金先生曾出过著名的《赞歌集》。杨朔派散文过于讲求诗意，手法单调，主题单一，至今仍旧通过教科书对中小学生产生直接影响，青少年学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难脱窠臼。 “形散神不散”，是那个时代散文写作的唯一准则。本来，“形散神不散”作为一种笔法，对于纠正习作者望文生义的毛病，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刘勰所指出：“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④由于它“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了当时一种相当盛行的文艺思想：作品的主题必须集中和明确（这其实是古典主义式的艺术趣味）⑤所以，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与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