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小说诗学角度来观照,史诗性小说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因此鲁迅称之为时代精神之大宫阙。墨写的审美化心灵史册比任何花岗石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因此劳伦斯称其为最高典范,莫里亚克称之为艺术之首。明代长篇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整体发展中占有的重要位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明代长篇小说发展态势又启示我们,小说的文体研究,特别是小说审美意识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加深入的把握和探讨。① 关于小说审美意识的内涵,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小说审美意识是小说家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总体看法,包括小说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认识,所恪守的艺术方法,创作原则等。 第二,小说审美意识是小说家和读者(听众)审美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在创作中无所不在,渗透在作品的思想、形式、风格特别是意象之中。 第三,小说审美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各个历史时代都具有其代表性的小说审美意识,而这种鲜明的时代色彩又不否认各个时代各种小说审美意识之间存在着沿革关系。 第四,小说审美意识的更新、演变像一切艺术观念的变革一样,一般地说是迂回的、或快或慢的,有时甚至出现了巨大的反复或异化。 基于这样的认识,纵观明代小说艺术发展史,不难发现,它的演进轨迹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形式。 一 元末明初以降,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三次小说审美意识的重大更新:《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第一次;《金瓶梅》是第二次;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是第三次。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史已经证明,每一次小说审美意识的更新,都对小说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经典性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个千疮百孔的元王朝倒塌了,废墟上另一个崭新的、统一的、生气勃勃的明王朝在崛起。许多杰出人物曾为摧毁腐朽的元王朝做出过史诗般的贡献,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否认的英雄如云的时代。于是,小说家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富有时代感的小说观念,即有效地塑造和歌颂民众心中的英雄形象,以表达对以往历尽艰辛、壮美伟丽的斗争生活的深挚怀念。他们要从战争的“史”里找到诗。而“史”里确实有诗。英雄的历史决定了小说的英雄主义和豪迈的诗情。我们说,明代初年横空出世的两部杰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标志着一种时代的风尚;这是一种洋溢着巨大的胜利喜悦和坚定信念的英雄风尚。这种英雄文学最有价值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传奇性。他们选择的题材和人物本身,通常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我们谁能忘却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和李逵、武松、鲁智深、林冲这些叱咤风云的传奇英雄人物?通过他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主人公当然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果敢的人,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为恶,都是无所顾忌,勇往直前,至死方休。在这些传奇演义的故事里,人物多是不怕流血、蔑视死亡、有非凡的自制,甚至残忍的行动都成了力的表现。他们几乎都是气势磅礴、恢宏雄健,给人以力的感召。这表现了作家们的一种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性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的美。这美,就是意志、热情和不断的追求。 《三国演义》、《水浒传》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也铸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们线条粗犷,不事雕琢,甚至略有仓卒,但让人读后心在跳、血在流,透出一股逼人的热气,这就是它们共同具有的豪放美、粗犷美。这些作品没有丝毫脂粉气、绮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直的阳刚之美和气势。作者手中的笔如一把凿子,他们的小说是凿出来的石刻:明快而雄劲。它们美的形态的共同特点是气势,这种美的形态是从宏传的力量、崇高的精神显现出来的。它引起人们十分强烈的情愫:或能促人奋发昂扬,或能逼人扼腕悲愤,或能令人仰天长啸、慷慨悲歌,或能教人刚毅沉郁、壮怀激烈。在西方美学论述中,与美相并列的崇高和雄伟,同我们表述的气势有相似之处:“静观伟大之时,我们所感到的或是畏惧,或是惊叹,或是对自己的力量和人的尊严的自豪感,或是严肃拜倒于伟大之前,承认自己的渺小和脆弱。”(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第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不同之处是,我们是将气势置于美的范畴之中。《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气势美,就在于它们显现了人类精神面貌的气势,而小说作者所以表达了这种气势美,正是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气势美的独到的领略能力,并能将它变形为小说的气势美。 可是,在这种气势磅礴、摧枯拉朽的英雄主义力量的背后,却又不似当时作者想象的那么单纯。因为构成这个时代的背景即现实的深层结构并非如此浪漫。于是,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的实践向纵深发展时,这种小说审美意识就出现了极大矛盾,小说审美意识需要更新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明代中后期,长篇小说又有了重大进展,其表现特征之一是小说审美意识的加强,或者说是小说文体意识又出现了新的觉醒,小说的潜能被进一步发掘出来,这就是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出现。《金瓶梅》的出现,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体现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洪流的反动。它的出现也就拦腰截断了浪漫的精神传统和英雄主义的风尚。然而,《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却又萌生了小说新的审美意识,小说正在追求生活原汁形态的写实美学思潮,具体表现在:小说进一步开拓新的题材领域,趋于像生活本身那样开阔和绚丽多姿,而且更加切近现实生活;小说再不是按类型化的配方演绎形象,而是在性格上,打破了单一色彩,出现了多色调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也更加考究新颖,比较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而更加贴近读者的真情实感。《金瓶梅》为小说写作开辟了全新的道路,它不断地模糊与消解着文学与现实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清醒的、冷峻的审美态度直面现实,在理性审视的背后,是无情的暴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