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宝是清代后期的一位重要的女诗人，她的作品中有着对声名的强烈追求，表现出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性别意识，值得重视并给出具有历史意义的阐释，从而对那一时代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责任与价值 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有多种取向，但不少东西都肇始于童年。或者说，人的早期生活经历，以及在这种经历中所产生的意识，还有由此决定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会对其以后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 沈善宝出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1]，十二岁那年，父亲沈学琳在江西义宁州判任上，为同僚所所僭，自裁而死，遗下一家八口。沈善宝悲愤交集，经常在诗歌里表达自己无法分担家庭变故的怅恨。如滞留江西时作《述哀》云：“我思觅吴钩，愿学赵娥技。左揕仇人胸，右抉谗人齿。自恨弱草质，不栉非男子。”《端午感怀》云：“欲学曹娥愧不如，当年空费父传书。五丝续命悲何益，一赋招魂恨何如。”[2]直到奉母回杭州家乡，仍这样诉说着：“愧说曹娥能觅父，空悲赵女欲寻仇。”“满腔愤懑凭谁诉，空对寒江泣暮云。”“缇萦救父传今古，看取吴钩恨有馀。”“麦舟慷慨说当年，高谊谁能过昔贤?”[3] 但是，为父报仇终究只是一种内心的祈向，更直接面对的是一家八口的生活问题，还有将暂厝于江西的父亲灵柩运回杭州营葬的大事。沈善宝幼有诗才，秉承母教[4]，及长，转益多师，兼善绘事。这使她能以自己的才华为家庭排忧解难，于是奔走于江浙两淮之间，卖文鬻画，维持家计，并积蓄资金，准备为家庭做“大事”。明清两代的女子，较之前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女子也能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养家糊口。比较知名的，如明清之际的黄媛介，当明朝灭亡后，居住杭州西泠桥头，以卖文卖画为生。吴江汪玉轸，所适非偶，也靠卖文为生。另有女诗人熊琏、许珠当女塾师以养家，嘉定印白兰则在虎丘开馆授徒为生。[5]沈善宝也是走的这一条道路，不过她风尘仆仆地做事，为的是一个大家，而不是自己的小家。 沈善宝在艰难危苦之中，撑起了一个家，她在诗文书画方面的才华也特别为人们所赏识，因而几年之间，似乎收入甚丰，不仅能够维持一家的生活，而且经营葬地，把自父亲以下的八个人，都一一归葬祖坟，所谓“独立经营八棺”，“聚资葬其父母伯叔弟妹于丁家山祖墓。”[6]这对于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们当然是一件大事，而以一女子之身，独任其事，又特别难能可贵，因而深受时人的赞誉。沈善宝本人的作品中对这一段生活多有描写，如《舟中书画，刻无暇晷，宵又耽吟，深以自嘲》：“镇日挥毫腕未停，新诗又向枕边成。吟眉瘦成吟腰减，不愧东阳旧有声。”《别家》：“百拜辞高堂，远棹袁江水。不栉愧非男，跋涉求甘脂。岂矜书画能，势处不得已。聊分白发忧，瓶罄维罍耻。”《自伤》：“敢矜笔墨作生涯，菽水难谋事可嗟。椿树无阴留几席，荆枝半误是烟花。冲寒远踏三齐雪(自注：戊子冬月，远赴山左，丑夏始回)，破浪危乘八月槎(自注：去秋赴清江，适逢河决)。负米归来亲弃养，伤心血泪染衰麻。”[7]后一首诗中所写赴清江事，在《述哀》十首之一的自注里也有交代：“宝自八月初赴清江售画，九月中，母感寒疾，竟至不起，星速遄归。”[8]可见其奔波之苦和劳作之勤。 但沈善宝还有二兄三弟。当这位女子风尘仆仆于江湖之中卖文售画时，起码两个哥哥已经成人了(沈母卒于1832年，沈善宝当时已经25岁)，也应该能够对家庭有所负担。可是，没有任何文献谈到沈氏诸兄弟对家庭的贡献。我们仅在沈善宝自己的诗中，看到这样的记载：“母因诸兄弟失馆，焦灼五中，今俱暂借一枝。”[9]则或者沈善宝不仅经营葬地、奉养母亲，而且承担起兄弟读书的经济来源。无怪她对兄弟督责甚切，当大弟废书嬉游时，她说：“纵不慕远大，勿遗父母恫。奈何事游荡，花柳迷厥衷。废时而失业，万事水流东。”[10]其心情就完全可以理解。文学作品中谈到女性对家庭所承担的义务时，往往会给她安排一个弟弟，即使这个弟弟几乎毫无可写的事迹。如《木兰辞》：“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这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保持这种理想的家庭模式，尤其是预期中男儿对宗嗣的传承，是女性成员自我牺牲并得到肯定的重要依据。所以，《西厢记》中描写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崔莺莺准备舍己以救全家，而她的弟弟欢郎则可有可无，是作者理念中的人物[11]。从沈善宝的事迹来看，这一艺术模式得到了现实的印证，而且被推向了新的高度。 沈善宝十二岁丧父，以她一人之力，要奉养母亲，资助兄弟(至少还有一个妹妹)，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无疑增强了她的价值感，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她的五个兄弟竟然一无所成，甚至不求上进，当然也会引起她的感触，并在一定程度上唤起她对性别问题的思考。 二、立功与立言 《左传》有言：“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12]这就是儒家所谓三不朽，原是男性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但在明清时代，也成为一些女性的追求。 明清时代，文官制度已经定型化，不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基本上无法实现志业的抱负，对于被摒弃于科举考试之外的女性来说，立功之事当然无从提起。但是，时代在发展，女性心中抱负并不因为社会的压制而放弃，这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多有曲折的表述。如乾隆时代的王筠著《繁华梦》，写王梦麟梦中变为男子，考中状元，仕至吏部侍郎，醒来以后，一切成空，愤懑至极，乃写《满江红》道：“搔首呼天，呼不应、茫茫一片。嗟颠倒，弄权造化，故生缺陷。红粉飘零今古恨，才人老大千秋怨。问乾坤、心剑倩谁磨，挥愁断。论万事，从公判。安时命，达人见。汉河阳鬓改，隐侯腰倦。孽梦徒尝人造福，痴文妄夺天成案。揾青衫咄咄日书空，沉吟遍。”[13]这实际上也是明清不少女性现实生活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