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迄今为至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史，以当代中国农村生活为审美对象的当代农村小说，无疑是其间影响最大之一者。“文革”前的十七年间，这类小说和革命战争小说最令人注目而同享盛誉。《山乡巨变》、《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不能走那条路》和《李双双小传》等的盛名显赫即可为证。“文革”中，小说创作暗淡萧条而几近荒芜，但却有一部当代农村小说即《金光大道》闪闪发亮。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虽很快复苏而至百花齐放，但题材优势不再明显，而当代农村小说仍一如以往影响非常。在姑且谓之的“伤痕”、“反思”、“改革”诸阶段，在名目众多的小说流派和品种中，当代农村小说创作不仅数量丰硕且佳作频出。《满月儿》、《李顺大造屋》、《乡场上》、《陈奂生上城》、《月食》、《心香》、《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镢柄韩宝山》、《内当家》、《卖驴》、《黑娃照相》、《爬满青藤的木屋》、《种包谷的老人》、《赔你一只金凤凰》、《麦客》、《哦，小公马》、《一潭清水》、《五月》、《满票》、《支书下台唱大戏》等等可谓一批作品先后荣获全国奖（确实有点举不胜举），无疑极能说明问题了。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作为农民占全国人口比例最高而高得在现代社会已成为落后标志的国家，作为农业文化占据民族文化主潮的国度，生活于中的小说家们关注农民命运顺理成章。也正如此，当代农村小说创作的得失问题也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毋庸置疑，人们对当代农村小说的创作已关注不薄。但同样无疑的是有不少问题还需继续探讨。比如《金光大道》的再版及其引发的问题，就非常需要我们联系历史来一起审视。关键还在于，当代农村小说历史意识上所隐含的一些规律性的失误和缺憾，实在还需要勾沉和解析。而这正是我想在此尝试的。 一、为什么要这样轻率？ 如果说文学的历史意识是作家经由作品而显示的对某个特定历史的把握与评价，那么当代农村小说历史意识，便可以说是当代小说家们经由作品表现的他们对中国当代农村历史进程与社会变迁的审视、感觉与评判。 说起这个问题，人们谈得最多的便是所谓“历史局限”。是的，历史局限是一个显然的事实。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历史唯物论者。比如《创业史》人物的某些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比如《李双双小传》中的极左意识，比如《艳阳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这确实都是因当时的历史所致而人们已说得不少。对这些历史局限，我们的确不能过于苛求作家。然而我们却又能不对这样一个问题发出决不是苛求疑问：为什么要那么轻率地评估历史？是的，说“轻率”决非危言耸听。当时不少小说家们的确是轻率地在进行历史评判。 众所周知，建国后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影响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整个农村和全部农民的选择的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全新的陌生事物。唯一的借鉴大约就是原苏联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可是有多少中国人去认真研究过它呢？因此，对于农业合作化这一既重大又陌生的历史变革，人们都应该抱以客观而慎重的态度。哪怕它当时很快显示了某些优越，也不能盲目乐观，而应该冷静地分析其长远发展。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人民公社是金桥，毛主席指出路一条。贫下中农跟党走，千军万马上金桥。”“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跃进新村风光好，人间天堂连呀连起来。”诸如此类的“爱社歌”。 普通的大众百姓未加思考地就这么齐声大合唱起来，那么我们的作家们——“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是不是要慎重些呢？结果并非如此。作家们的思考或许不像“爱社歌”那么轻松欢快，但历史意识上的认同则并无二致。换言之，他们同样笃信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历史的一种具有永恒性过程。也正如此，柳青谈到《创业史》时才充满自信地宣告：“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①赵树理也才肯定地认为农业合作社“还是应该扩大”，而抵触者则应该批评。② 浩然更干脆，直接就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样的灿烂词汇作为其小说题名。这其间，也有一些能够正视现实本来面目而不那么轻易欢歌历史的文艺作品出现，如海默《洞箫横吹》与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这样的剧本。但即使这样的作品，也并不否认农业合作化运动具有历史的永恒性，也断定它该是“金光大道”。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任凭想象和臆测的历史评判？这是今天的我们需要严肃思索的关键问题。显而易见，领袖意志论，权力意志论，思想的盲目性和驯服性，文学屈从政治主宰的工具论，这等等都极大地左右了作家的创作意识。“文革”后有两个著名的“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其思想实质早在十七年时期就存在了。当时农村小说历史意识的简单绝对化，当时国人和作家们无条件地绝对地相信“毛主席指出路一条”便必然是“金光大道”的事实，不能不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不少问题简直无法解释。只有是绝对迷信领袖指示和红头文件的政策号令，才会出现像“柳青却近乎天真地以为梁生宝经过了‘1952年冬天的整党学习会’，经受了县、区领导同志的开导和教育，就获得了‘社会主义觉悟’，就具备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性格特征’”③这种问题。而对于浩然来说，领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令，直接就作用到其小说《艳阳天》的情节主线结构。一旦作家的创作思想只是受制于政治号令而不是以独立的主体眼光来审视历史的客观运行，历史意识的盲目便无法避免，历史判断的轻率便极易产生。可悲的是作家本人却还完全不觉。这不能不是文学创作的悲剧和荒唐。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构成，无疑也应是艺术的审视对象。而这种审视，理应具有独立性和尊重艺术规律。倘艺术只是作为政治的附庸，如何有艺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