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作品的“后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先锋小说，在由一段时期的繁荣转入相对沉寂后，是否已走向终结？当下中国文学的先锋性又以何种状态在文本中呈现？本文通过对近期一些具有先锋性特征的小说文本的简要描述和分析，试图表明原有的先锋派作家及其他前卫作家所提供的新作在叙述视角、情感方式、形式实验几方面出现的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马原、格非、余华、北村、苏童、叶兆言、孙甘露这一批被称为“先锋派”的青年小说家，曾因其怪异的叙述方式、独特的感觉体验、超前的语言实验，在创下数度辉煌的同时，又引发了读者与同行的渐次疏离，一段时期以来似乎陷于盛景难再、无人喝彩的境地。1989年3月，随着一组被认为是“招安与臣服的仪式”①的新潮小说的刊载，上述作家都开始在形式上或多或少地缩短了与主流文学的距离。于是“先锋派穷途末路”、“偃旗息鼓”的断语绵延至今，不绝于耳。 在我看来，不必对先锋派的终结与否多加议论，因为这一命名本身就是将形式实验等同于文学先锋精神和忽略群体成员中个体和层面差异的产物，具有先天的缺失和权宜性，形式策略的转移也因此被等同于先锋性的消失。而“终结”评断的一再重复，恰恰又成为文学先锋性依然在场并不断使否认者产生困惑的一种反证。在“先锋派”已作为约定俗成的涵盖载入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史册之后，探究其命名内涵中所应有而又被忽略的超越形式探索之外的真正先锋性，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下小说先锋精神的存在、变化与发展作出恰当的评价。 鉴于仓促命名的偏颇，又因众多作家尚处于“激烈地拒绝中心化的”，“某种飘移不定的边缘位置上”，②本文将避免使用用类似“先锋派”、“先锋后”等作为整体概念来下普遍结论，而是通过对近期具有先锋性特征的部分作品的分析描述（尽管其中有些作者并未被公认为先锋作家），展示先锋文学的当前文本状态中较具拓展性的某些思想和技术，论证其艺术上的可行性及可能性，借以标明中国先锋小说目前已经到达的最新里程。 一 进入90年代，许多先锋小说家开始热衷于远离现今的历史故事。他们对“历史”的叙述取舍，其实是以能否将历史与政治纳入自己的艺术结构为标尺，历史成为想象力和纯粹个人化经验的表现形式。《妻妾成群》、《红粉》、《追月楼》、《风琴》等作，想象力的充分自由发展使小说在个人化生存经验和语言经验的定位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获得主流文学的认同和相当程度的吸纳。然而，这种对于现实生活表现的极度缺乏和规避蓬勃发展的大众生活的滞后状况，表现出一种文化和智性上的疲软，先锋文学由此陷入低潮，也就成为必然。是否必须以形式和内容、反映和存在、表层和深层的二元对立的姿态来维持其美学和文化上的超越性意义，不仅是读者、社会的质询，也成为足以造成原有先锋作家分化瓦解的挑战，促使原有与后起的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开始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突围表演”。一部分文本的叙述视角，开始从“历史”走向现实，从以历史小说形式作为叙述的外在媒介“解构历史”，向历史写实性和对于现实的指向性两个方向倾斜。 对历史的叙述，重要的是对于意义的关注，这同样已成为相当一部分现代或后现代批评家的共识。德国后现代主义美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先锋派艺术中详细阐述的时间意识并非纯粹与历史无关，其目的仅在于反对历史中所谓的伪标准性。现代先锋派已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到运用过去的途径。”③格非的《相遇》表明了这一途径。小说叙述1903年英国远征军经印度进攻拉萨的经过。真实的历史性事件、寺庙大主持与外国传教士、清廷驻藏官员与英国上尉之间的接触体现的是一种历时性关系，此外的所有事物：转经筒与盘坐的僧侣、城中各处的寺庙与朝圣人流、汲水笑闹的藏女与淳厚热情的牧羊人……无一不是当今现实的共时性呈现，被作为消失岁月的见证与化石。贯穿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作者对瑰丽自然景观和宗教氛围的描述，渲染出一种神秘的魔幻色彩，风涛、月色、急流潮湃的江水、显示神像的树叶，对入侵者形成的是不祥的心理恐慎。尽管藏民偷袭队一败涂地，英军进入了拉萨，但入侵者感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心灰意冷”。上尉丝毫未能感觉到占领与征服的实现，最后自动黯然撤走，使入侵变成了一次对拉萨的朝拜。格非“在建构故事时，为故事的叙述结构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在讲述故事时，不再依赖时间上的延续和因果承接关系，更多地依据逻辑。”④小说通盘采用了比某些“现实主义”作品惯用的以局部胜利反映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更为“简单”、“真实”的叙述方式，但却在侵略者撤走原因上留下了一个“空缺”。这一空缺具有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永恒的”“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⑤格非在历史的本真状态中实施的艺术操作技巧，实现了作家与生活“共时态”关系的“历史性”呈现，其中倾注的是来源于我国西南高原民间简朴、虔诚、自信的生活方式的伦理感受和由自然伟力和神秘宗教气息引发的强烈美学震撼，赋予小说以深刻的哲理意蕴。 与格非在历史的真实与虚构的缝隙间注入的新活力相照应，吴滨的《交城故事》则试图从历史叙事框架的内部实施突破。小说以久已遭受毁灭的古城为核心，由撰写交城考古博士论文的青年历史学家担当第一人称叙述者，由此组构成古城往日故事和叙述人现实生存状态两则交替演绎发展的副文本。小说中对于“交”字的反复强调与诠释，使人想起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等作品中反复使用某个形容词加强视觉幻象的特异手法。在文本中，吴滨则将其作为试图消弥历史与现实距离的关键意象：两千多年前古城中关于朝政、物价、足球的议论与叙述人亲历的争斗、交易、黑店等错位的世纪之“交”，交侯、吕侯与画女、吕女间的两性纠葛和历史博士与河、岸两女性的性爱关系等似真似幻的男女之“交”，两个交点依循叙述者境况变化而不断地被捏合、阻隔、重写，这似乎隐喻着性意识与古城被毁以及叙述者生存遭遇的因果联系，而吴滨却又以极具反讽性的描述使这一所指包含了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较之“为书写而书写”的“历史”小说文本，这种把现实的人生情绪“历史化”，以人们的现实语境为转移书写历史状况的方法，创造了一种特有的反思与评价的心理氛围，并由此产生了哲学沉思和价值判断的契机。“历史陈迹在文字中可以被重新呈现和歪曲，那么我们又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现实世界，面对我们自己？……被文字和传说记载同时又消解掉的会是什么？能被固定住的又是什么？”吴滨通过小说叙事者所发出的这一诘问，可以被看作在经过历史与今天关系的重新审视后，先锋小说家从“解构历史”走向现实的预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