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新时期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较前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与进步。在叙事人称上的变化就非常丰富。这是文学作为艺术进行自身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突破。从叙述人称的变化，考察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变革和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一种新型叙事人称的兴起 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红高梁》，这篇小说中“我奶奶”的叙事人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此之后，在我们阅读的经验中常常遇到这种“我爷爷”、“我父亲”、“我叔叔”等“我××”的叙事人称。在这类作品中既有以“奶奶”、“父亲”等为视角的第三人称叙事，又有以叙事者“我”为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红高梁》的开篇以第三人称叙述了父亲的故事，当叙述到“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梁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这时作者笔锋一转，由父亲转到叙述者自身“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但是，我们又很难把其归属于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或者是一般的第一、第三人称的转换。 “我奶奶”这类叙事人称，不同于一般的第一人称叙事。一般的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我”无论是内视角的以自身为主要人物的叙事，还是外视角的以周围人为主要人物的叙事，叙事的视角都是有限视角，即所叙述的事情都是叙述者“我”所看到或经历的事情。“我奶奶”这类叙事人称有一般第一人称叙事的某种特点。如叙述者都为“我”，叙事中常出现人称“我”，但它却突破了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我”所叙述的爷爷、奶奶、父亲的故事并不是“我”所经历过见过的故事，叙事者“我”的叙事超越了“我”的有限视角，而从全知的无限视角叙述他无法看到的场景。《红高梁》中我对爷爷、奶奶、父亲的叙事就是用这种全知的无限视角的叙事，这种叙事是一般的第一人称叙事所不能涵盖的。 “我奶奶”等这类叙事人称尽管用了全知视角的叙事，但也不同于一般的第三人称叙事。在一般的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人物不发生直接关系，叙述者隐匿于故事的背后，展现给读者的仅仅是故事中人物的活动场景。而在“我××”这类叙事中，叙述者与叙述对象有着亲密的关系，并且叙述者“我”时时出现于故事之中，当叙事人称“我××”出现时，阅读者明显感到叙述者的存在。叙述者与人物的亲密关系，叙述者“我”的凸现，就使“我××”的叙事人称不同于一般的第三人称叙事。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种叙事方式也不同于一般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转换。一般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或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转换，不仅是叙述视角的转换，而且是叙述人的转换，是作者全知叙述者向人物叙述者“我”的转换。然而“我××”这类叙事人称的叙述者始终是“我”。此外，我们也不能象一般的人称转换那样，把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截然分开。因为“我”时常凸现在对爷爷奶奶的叙事中，叙事人称“我××”中“我”的存在，使我们无法把他剥离于第三人称叙事。因此，“我××”叙述人称的叙事方式不是一般人称的转换，而是一种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相融合的叙事方式。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叙事人称，即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亲属关系的叙事人称。 “我××”亲属称谓的叙事人称，由于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的融合，因此，既发挥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叙事优势，又弥补了相互的局限，在叙事中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它既有第三人称叙事的开阔的视角，又具有第一人称叙事的浓厚的真实感。也许正是这种叙事优势吸引了一些作家。“我××”的叙事人称很快得到了呼应，出现了各种亲属关系称谓的作品，并且使这种叙事人称的叙事方式突破了《红高梁》的模式，表现出不同作家的叙事个性和优长。例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收获》1990年第6期），有时在以第三人称方式叙述叔叔的故事时，明确地指出是根据“我”的设想，在这里作者并不想以我的叙述方式掩盖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真实性的疑惑，直接说明部分的想象和推理。故事的开篇就说：“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然而，正是这种局部的不可信性，却增强了整体故事的可信性，因为在我对叔叔的叙述中，指出部分的不真实，却似乎其他的叙述则是真实地发生过的一样，作者虚构的叔叔的故事便有了似乎真有其事的真实感。莫言《红高梁》中“我”对爷爷、奶奶、父亲的故事的叙述则很少明确指出是来自传闻，转述或推测。张抗抗的中篇小说《非红》，又以另外一种叙事结构讲述“我母亲”的故事，叙述者“我”作为母亲体内的一个细胞在未出生前就一直存在于母亲身上，因此“我”便有理由看到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一切故事，“我”听到了妈妈出生时的嚎啕大哭，目睹了妈妈远离家乡被人领养，伴随着妈妈走过25年的青春年华。25年后“我”终于来到人间时，故事也就此结束。在这里，张抗抗为全知视角的叙述找到了又一种“艺术的”依托。这种依托是现实中的虚构，却是艺术中的真实。正是这种艺术的虚构，使作品采取了叙述者“我”的亲切而细腻的叙述，把“我”本见不到的事情，巧妙地安排在叙事之中，可称之为艺术性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融合。 “我××”的亲属称谓叙事人称，确实有着超出单纯某种叙事人称的叙事优势，这也是它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正如其他叙事人称一样，他也不仅具有优势，也同样存在局限。作为社会的人，发生亲属关系的人毕竟是少数，不可能每个作家都用这种方式表现，叙事人称的单一化，只能使读者产生厌倦。因此，“我××”的叙事人称，只能是丰富多样的叙事人称中的一种，它的生命力在于叙事方式的不断变革与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