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老人的步履蹒跚地迈入九十年代的中期时，小说创作在近几年里所呈现的繁复景象，使我们有必要对其已然展示的诸种美学风采和理性内涵作一番概略的检视。这种检视，我们将不限于一般地、单纯地回顾与总结，而将着重探究市场经济状态下小说创作所显现的独特风貌，以及这种风貌与整个社会人文风尚、作家的心理状态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本文主要涉及中、短篇），最引人瞩目的几处景观，无不与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密切的关联。 风情、世相与人生态度 在对近年小说的览视中，倘若我们不去以八十年代的文坛热点频出、轰动时有的热闹景象来与之对照，而仅仅是从小说作为一门艺术的审美角度去考察，那么，我们不仅不会为眼下文坛相对沉静的状况感到忧心忡忡，而且会为小说园地所绽放的一簇簇风姿独具的奇葩感到由衷的欣喜。 以表现地域色彩和风俗民情的风情小说历来为作家们所钟情。早在八十年代，陆文夫、李杭育、冯骥才等一批作家就曾热衷于具有独特民俗色彩及文化内涵的风情小说的创作，而王安忆等作家的寻根小说，也几乎都是以边远山寨的村民们古朴、愚拙的生存状态为背景展开故事的，同样有着浓厚的风情小说的色彩。但那时的风情小说，由于承载着更多的理性追求和文化反思精神，虽然曾风行一阵，却实际上只感奋了一批圈内人，而远未在普通百姓中广为传扬。从作家的创作立意来看，理性的追求显然更胜于审美的追求。而近年处于市场经济状态下的风情小说，审美的追求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种审美追求因更多地顾及了商品时代大众精神消费的特征，因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观赏价值。《市井人物》、《清凉之河》、《丁香街》、《松雪图传奇》、《清唱》、《戴白兰花的姑娘》等一批风情小说的出现，不仅以其独具笔力的风俗民情的描写，而且以其轻快流畅、读来轻松怡人的美学情趣，博得了大众读者的青睐。这些风情小说的流行，实际上是以商业社会里人们普遍存在的追怀情绪为基础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多媒体时代，人们对单纯诉诸于感官的享受方式具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必通过耗费眼神的阅读也能获得种种轻松怡人的乐趣。然而许多能带来乐趣的享受形式却常常不能同时带给人以情感的慰藉。市场经济下愈来愈变幻莫测的现实人生，商场角逐中令人心灵疲惫的紧张氛围，社会交际场上日益功利化的冷漠人情，不但使那些饱尝人生艰辛的人们倍加怀念昔日充满人情味的闲适时光，也使那些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有着显达地位的人们，因内心的孤寂而倍感情感和精神抚慰的迫切，而风情小说所展现的特定地域和历史环境下更具传统意味的民风民情，恰好给这些现世的赶路人提供了一个暂且歇息和慰藉的精神旅店。 如果说风情小说所呈现的美学特质给人们的精神带来某种抚慰，那么一批以普通人为描摹重点，从而表现出一种平民化倾向的小说，则给人们的现实处境提供了一面直观自身的镜子。这些小说的出现，与其说是作家对百姓生存状态的关注，倒不如说是今日的芸芸众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眼前的现实所使然。今天的人们早已厌弃了那些虚无飘渺的高远理想，也不再关注那些可以想见却尚未到来的未来世界，而似乎只对或喧嚣、或琐碎、或辉煌、或苦涩的现世人生情有独钟。理想的光辉已在人们的眼眸中隐去色泽，即使是个体人生的目的性也渐渐在琐碎而无奈的忙碌中变得模糊不清了。人们似乎已不再会受任何神圣理想和业绩的感召而激情满怀，也不再会轻易地为某一桩应该是十分感人的事而动情落泪，人们仿佛更容易陶醉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是好”的既是情愿又是无奈的俗世生活。当以现实生活为主要摹写对象的作家，满眼尽是一派碌碌人生景象时，甚至其自身也身不由己地成为这一景象中的一部分时，凡人俗事也就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小说世界的中心位置，显示出其独特的美学景致。刘醒龙的《黄昏放牛》、《白菜萝卜》、陈建功的《耍叉》、《放生》、《前科》、乔典运的《问天》、何申的《穷县》、陈世旭的《北京“面的”1818》、赵光的《复习班》、毕淑敏的《原始股》、北村的《玛卓的爱情》、李功达的《呆坐街头》、李贯通的《乐园》、周大新的《病例》、李国文的《世态种种》、刘庆邦的《水房》、《家道》、张欣的《真纯依旧》、《爱又如何》等，都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对各色小人物的命运遭际、人生烦恼、情感困惑作了摹态摄神的生动展示，构画出一幅当代社会平民百姓的众生相，并由此折射出市场经济状态下纷繁复杂的社会人伦关系和丰赡厚实的理性内涵。刘庆邦的《家道》颇为深刻地揭示了变革时代的人们必须随着时代的变革而不断更新自身的观念，否则将被时代所淘汰；刘醒龙的《白菜萝卜》活脱脱地为人们塑造了两个性格鲜明却类型迥异的当代农民形象，小说那种将人物置于生活的原生态中而突现出的艺术形象，成功地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审美享受；毕淑敏的《原始股》以敏锐的艺术触角，通过人们对于股票这一新事物的不同态度，捕捉到现实生活中一个有着普遍意义的观念转化的重要信息：从官本位到钱本位；刘震云的《新闻》则透视了商品经济下一种弥漫于普通人生活的无奈心态，从而深刻突现了具有普遍性的一种人生态度。与以往小说不同，这些作品中的平民百姓不论其行为是否越出了某种道德规范，都并未受到来自创作主体的道德批判，相反的却被作家赋予前所未有的同情、理解、宽容甚至关怀，这使作品在展示了丰富的理性内容的同时，更充盈着一种浓厚的人情味、人性美，成为大众读者手不释卷的精神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