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词史”意识

“诗史”是宋代诗学中的一个理论范畴，“词史”是清代在传统诗学启发下提出的一个词 学话语。诗学中的“诗史”说已经成为当前诗学研究的热点（注：近年论述“诗史”的代表性文章有：王德明《中国古代的“诗史”观》，《传统文化与

      现代化》1998年第6期；韩经太《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陈望衡《“诗史”辨析》，《东方丛刊》1998年第4期。），而词学中的“词史”说却只 在论述周济词学时才偶有涉及，连最近出版的《中国词学大辞典》都未将之作为专门术语单 独介绍，这和清代创作中大量的以词存史、以史入词、以“词史”品词的现象极不相符。近 年来，有论者已开始注意到清初词学中的“词史”意识，把清代“词史”说提出的时间由嘉 庆末年上推到康熙初年，这是关于清代“词史”说研究的一大进步（注：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第四章第一节，齐鲁书社1993年版。），遗憾的是对清初词学 的这种“词史”意识未能展开充分的论述，笔者试图在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注：笔者的有关论著亦涉及“词史”的问题，如《清代诗学》第九章第三节，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0年版。）

      ，进一步梳理清

      代词学中的有关“词史”意识，揭示其意蕴，分析其成因。

      一

      清代的“词史”意识，首先表现在词话词选的编纂上。词话中“词史”意识的表现，是指 有些词话记录了词的本事，保存了专集中未曾收录的词作与词人资料，读者据此可以了解作 者创作的背景，推测作者的书写意图。词选中“词史”意识的表现，是指编选者通过辑录和 评论词作与编辑词人传记材料，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如实地反映着社会人情世态，具有 “以词存史”或“以词观史”的积极意义。

      清代词话和以前的诗话一样，经历了一个记述古今词人轶事，到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 过程。这里所说的具有“词史”意识的词话，主要是指那些记录作者创作本事的词话，因为 它比较具体地介绍了作者写作的目的、时间、地点及传播情况，便于读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作 者的书写意图和历代传播接受的情形。尤侗《词苑丛谈序》说：

      词之见于话者，如后主之“小楼昨夜”，冯延巳之“一池春水”，子京之“红杏枝头”， 子野之“云破月来”，东坡之“大江东去”，耆卿之“晓风残月”，少游之“山抹微云”… … 皆其脍炙齿牙者，风流相扇，不乏美谈，顾未有人集其成耳。……（徐釚）今复辑成《词苑 丛谈》一书，盖撮前人之标而搜新剔异，更有闻所未闻者，洵倚声之董狐矣！殆与《本事诗 》相为表里，予故重为之序。夫古人有“诗史”之说，诗之有话，犹史之有传也。诗既有史 ，词独无史乎哉？[1]（第1页）

      尤侗认为词话中的本事，有如史书的人物传记，词话也就有似于史书，记录了作者的创作 背景和作品的接受情况，对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尤侗所说的那样， 徐釚《词苑丛谈》一书，的确有着以词存史的意义，书中卷六到卷九大量地记录了从唐宋 到明末清初词的创作背景，让今天的研究者很清晰地了解到作者的书写意图，特别是他所撰 写的《南州草堂词话》一书，更是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明末清初作者的创作史料，是不可多得 的研究清初词学的重要文献。在《词苑丛谈》的影响下，当时的词话记录词本事成为一项重 要内容，如沈雄的《古今词话》、王奕清的《历代词话》、冯金伯的《词苑萃编》、张宗的《词林纪事》都体现了这种“以词存史”的词史意识。不过，今天的研究者更注重它们 的理论价值，在我看来，它们在保存词的文献和搜集词的评论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

      相对词话而言，词选中的“词史”意识更为浓厚，词话中的“词史”是指它保存了作品写 作的背景材料，而词选中的“词史”则是指它保存了大量的词作和有关的词评。词选中的“ 词史”意识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当时出版了两部著名的词选，一部是《复雅歌辞》，一部 是《乐府雅词》。前者所选作品“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卷内载词 话本事，卷末附音律宫调，表征出保存一代文献的编选意图。后者在选词及词人的数量上不 及前者，但集中地展现了南宋以前曲子词创作的总体风貌。卷首冠以调笑绝句，为大晟乐之 遗音，卷末附录之词为“平日脍炙人口，咸不知姓名”者，朱彝尊揭示其意图是“所谓礼失 而求诸野也”[2]（卷40），正说明该词选是要保存不见经传的非主流文化。其后，元好问的 《中州乐府》、黄旸的《花庵词选》把这种潜在的“词史”意识，转化为明确的以词存史 的编选意图，有意识地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与庄严的“信史”联系在一起。《中 州乐府》的显著特征是诗词并录，同为证史；后者的重要标志是以传隶词，词以人存；从有 关的词选编纂情况看，词学中的“词史”意识在南宋时期已基本成熟，只是还未曾有人将其 明确揭示出来，直到清初才为人们所重视，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的理论见解。

      明确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的是陈维崧，他在康熙十年(1671)和吴本嵩、吴逢原、潘 眉合作编纂了一部大型“当代”词选——《今词苑》。他在《今词苑序》中说：“嗟乎！鸿 都价贱，甲帐书亡，空读西晋之阳秋，莫问萧梁之文武。文章流极，巧历难推，即如词之一 道，而余分闺位，所在成编，义例凡将，阙如不作，仅效漆园马非马之谈，遑恤宣尼觚不觚 之叹，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然则余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 所 以存经存史也夫。”[3]（卷2）指出他编纂《今词苑》的宗旨，就是要起到存经存史的作用， 让词承担“经”“史”一样的责任。“经”在古代是指封建社会里的儒家经典，即《诗》《 书》《礼》《易》《乐》《春秋》，这些典籍记载着西周时期的社会习俗、审美思想和典章 制度，肩负着记载人类活动踪迹和传播人类文明的使命，故前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其 中《诗》和其它文化典籍一样是记载人类活动踪迹的。《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 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说的是，《诗》的记言记事的功能为《春秋》所承担，这也就是表明《诗》在《春秋》出 现之前是担当着后来《春秋》的角色的。钱谦益解释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 》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 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4]（卷18）尽管后来“诗”“史”分工，前者言情，后 者记事，前者叙述人的心态史，后者记录人的行为史，但它们记载人类活动踪迹的功能是相 同的。陈维崧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实际上就是强调“词”和“经”“史”一样记载 入的行为和心态，有着保存一代文献典章制度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