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词学研究，大约经历了奠基、定型两个阶段；后半期则经历了新变和发展 两个阶段。本文主要论述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 一、奠基 20世纪的头30年，是词学学科的奠基时期，也是词学研究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时 期。 所谓奠基，一是确立了词体的文学地位。 尊诗抑词，是宋以来的传统观念。虽然在清代有过“尊体”之论，但诗尊词卑的观念并未 彻底改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就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 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同书卷一九八《集部·词曲类叙》又说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 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 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四库馆臣虽然 没有把词完全排斥在“文苑”之外，但仍视词体为文学的“闰余”、“末派”和“附庸”。 至20世纪初，词体的文学地位也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一度将 词体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如1910年出版的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评述宋代文学，只谈 宋诗而不谈宋词。差不多同时问世的黄人所著《中国文学史》，也只涉及“两宋诗”，而无 视词的存在。郑振铎曾批评过世纪初期文学史家的这一偏狭而陈旧的文学史观，他在《插图 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说，“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根据了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 最显著的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 ’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还撇开了词不谈， 以为这是小道。”（《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7页） 直到1914年，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初版），开始将词体纳入到文学史中， 评述了唐五代“词学之兴起”，宋代“词之昌盛”，元明时期“词之就衰”，清代“词之复 盛”。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也随后叙及了唐五代“词学之发展 ”、两宋“词学之极盛”和清代“词学之复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有专 章论述“五代词曲之盛”和“词体之变迁”。从此，词体才逐渐被文学史家认同、接纳为文 学大家族中的一员。这以后，无论是通代文学史，还是断代文学史，抑或是分类分体文学史 （如韵文史等），都或详或略地论述到词体的特性与成就、发展与演变。 而最终在理论形态上确立词体的文学地位的，是王国维和胡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 序》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史观：“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 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将宋词与唐诗相提 并论，从文学进化的角度确立了宋词代表赵宋一代文学成就的最高地位。胡适则进一步把词 的文学地位提高到诗、文之上。他在1922年所撰《南宋的白话词》（《晨报副刊》1922年12 月1日）一文中，把词看作是白话文学的代表，认为宋词和元曲、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 超过了正统文学的诗、文。词体之尊，至此达到极致。 与王、胡二氏的理论主张相呼应的，是胡云翼的有关词学研究著作。胡云翼在1926年出版 的《宋词研究》中也明确宣称：“词的发达、极盛、变迁种种状态，完全形成于有宋一代。 ”“这种词是富有创造性的，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特色。所以我们说宋词是时代的文 学。”（成都，巴蜀书社，1989，第4—5页）此后，词与词学，已不再是处在文学与文学研究 的边缘，而进入到文学研究的中心地带。现代词学研究成为专门之学，观念上即由此得到确 认。 二是构建了新的词史观。自宋以来，词学批评、研究者都曾注意到词史、特别是宋代词史 的发展变化。早在南宋，词人汪莘(1155—1227)在《方壶诗余·自序》中就提出过宋词三变 之说。到了清代，或将宋词分为北宋、南宋两段，或仿唐诗的分期将宋词分为初、盛、中、 晚四期（参钱建状、王秀林《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评》，《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 武汉出版社，2000）。但无论哪一种分期，都是散点式的说明，即每一时期都是举一两个或 几个作家为例，而缺乏线性的系统描述，未能具体说明宋词发展演变的过程和每一发展阶段 的具体状况。 受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这时期的词学研究，不仅注意到词史线性的描述，还注意对 词史横断面的把握。词史观发生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变化，即不仅注意从历时性的角度 论述词史的发展演变，也注意从共时性的角度分类描述宋词的概貌。1925年胡云翼在《宋词 研究·自序》中，明确地说明他“著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想将宋词成功地组织化、系统化的 一种著作”，让读者知道“宋词发展和变迁的状态”。书中对宋词的分类，确实是颇具系统 性的。且看其“简单明了的分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