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没有任何一种事变能象一场裹挟了全民族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争这样给文学的历史进程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史无前例的战争岁月在彻底改变了民族生存命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诗人认知和表现世界的思维和艺术方式，并进而在诗歌发展的宏观格局上呈现出战争条件下所独具的某种“时段”特征。本文把“抗战时期的诗歌”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进行总体考察，正是基于战争的时代背景为诗歌的历史进程所带来的鲜明的“时段”因素。只有充分把握这种“时段”因素才能更为准确地揭示抗战时期的中国诗歌所固有的某些特殊属性。 尽管战争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把握研究对象的总体视角，但抗战时期的诗歌仍旧存在着可以预想到的复杂性：其一，抗战诗歌虽然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但却无法完全从中国新诗三十年的历史过程中孤置出来，五四以来业已形成的诗歌传统依然构成了它的诗学背景；其二，尽管从总体上不妨把抗战诗歌置于战争环境之下，但由于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个地域的存在，使得抗战诗歌在时段因素之外又具有地域因素。本文试图在兼顾新诗历史传统以及抗战诗歌地域特征的同时，侧重于梳理这段诗歌历史具有普遍性的几点流向，即大众化、写实化的理论与实践，哲理化的倾向以及“史诗”的创作。 一 还是在抗战前夕，中国诗歌会的代表人物蒲风就曾经作出这样的论断： 很显明的，“九一八”以后，一切都趋于尖锐化，再不容你伤春悲秋或作童年的回忆了。要香艳，要格律，……显然是自寻死路。现今唯一的道路是“写实”，把大时代及他的动向活生生的反映出来。① 如果说，蒲风所倡导的写实的道路在战前尚有几分预言的性质，那么随后爆发的全民族的抗战则使这一预言成为整个诗坛共同遵循的创作原则。由臧克家、蒲风、王亚平和艾青等诗人所代表的“大众诗歌”的道路，终于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抗战初期的诗坛，无论是诗歌观念的倡导，还是具体的创作实践，都呈现出空前一体化的特征。这种共同的归趋是诸种诗歌观念错综杂陈的二、三十年代所不曾有过的。战争背景下统一的时代主题以及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共同生存境遇直接制约了诗歌的理论与实践。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尚不是抗战前就以写实主义诗歌影响着诗坛的中国诗歌会同仁的创作，而是一批战前曾因“脱离大众”而屡受非议的现代派诗人的诗风转向。作为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的领袖的“雨巷”诗人戴望舒，抗战初期创作了祝福“英勇的人民”的《元日祝福》，曾经梦寐般地“期待着爱情”的何其芳则写出了《成都，我把你摇醒》；客居延安的卞之琳“在邦家大事的热潮里面对广大人民而写”《慰劳信》，②一度“折心于惊人的纸烟的艺术”的徐迟则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一代曾倾心于象征主义的朦胧与暗示技巧以及晚唐温李一派的孤绝与幻美情调的现代派诗人从此诗风不复找到以往的纯粹而精致的完美，独特的个人性也被一种群体性所取代，最终汇入时代所要求的大众化、写实化的统一风格之中。 抗战初期最有影响的诗作出自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的田间。正是他的诗，以充沛的激情和炽热的感召力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最早抒写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坚定信念，有着巨大的鼓舞人民奋起抗战的号召力量。1937年底，田间创作了著名的长诗《给战斗者》，诗中表现了“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的战斗意志，以及对于伟大的祖国的神圣的挚爱。高昂的战斗激情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感动了广大的民众和战斗者：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四万万五千万灵魂底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着 祖国的 热情， 祖国的 芬芳。 这些广为传诵的诗行鲜明地体现了田间诗艺的特征：简短的句式，急促的节奏，象一声声“鼓点”，给人以“闪电似的感情的突击”。正象胡风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田间的诗作“是从生活激动发出的火热的声音”，其焕发的情绪和急促的“鼓点”般的节奏代表了一个“诗底疾风迅雷的时期，和战争初期的人民底精神状态是完全相应的。”田间诗歌的重要意义正在于艺术形式与时代性、战斗性内容之间的高度吻合。这种对诗歌的现实性倾向的自觉更反映在田间1938年到了延安和晋察冀边区之后所发起、推动的“街头诗”创作中。这是抗战时期所独有的诗体形式，简短的篇幅，鲜明的主题以及警辟的句式，使“街头诗”成为激发人民抗战斗志的最富鼓动作用的诗体。如作于1938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由于田间的大力推动，“街头诗”形成了风靡一时的诗歌运动，并带动了陈辉、方冰、魏巍、邵子南等一批战地诗人，使街头诗以及传单诗、朗诵诗成为抗战初期解放区甚至国统区最具有现实性和时代特色的诗歌形式。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沦陷区诗坛也经历了这种写实化的大众诗风的转向。在内容上，诗人们强调诗歌应该“由狭小的进为广大的，由个人的抒情和感触，进为广大的描写与同情”；在形式上，臧克家那种“用的是大众口里的话，里面没有一点修饰，不用典故和譬喻，有时也注重在节奏，朗读很有力量”的诗歌，也成为更“容易流传”的体式。③这使人联想到朱自清四十年代初在大后方对抗战初期诗歌发展的趋向所作的概括：“抗战以来的诗，注重明白晓畅，暂时偏向自由的形式，这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④提倡通俗晓畅的大众化语言，注重节奏和朗读的自由体形式，构成了沦陷区和大后方共通的诗歌艺术标准。尽管沦陷区的这种诗歌主张在抗战初期很难落在实处，同时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应运而生的朗诵诗、街头诗、传单诗等战时大众诗歌的诸种类型，在沦陷区由于严酷的现实环境的限制，一时间尚无法形成群体性的实践，但诗歌观念本身的倡导依然昭示了沦陷区诗坛与其它两个地域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透露出抗战诗歌具有某种规律性的统一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