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基于对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这类作品中的抗战主调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奏。研究这些作品主调的变奏，从中可以辨识新文学前进的足迹。 一、悲愤诗、战歌与讽刺诗 从三十年代中期至抗战胜利前后的抗战文学，可以说是广义的悲愤诗、战歌和讽刺诗。 这时期抗战文学的气势和声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起伏，终于形成一股汹涌的创作热潮，在文学史上留下蔚为壮观的一页。发为先声的是史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他们最先目睹了山河沦丧的惨象，最先感知了人民图存挣扎的热望，看到或者参予了人民的伟大斗争。代表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得到鲁迅的首肯与大力支持。1935年出版后“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振动”。(1)此后，随着“文协”的成立，“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为各派作家所接受。文学为抗战服务是当时作者与读者的共识，略有不谐之音，立刻会刺激人们敏感的神经。梁实秋当年在其所编《中央日报·编者的话》栏目中征集与“抗战无关”文章的那几句话说得颇委婉，也很“全面”，但在当时还是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争。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愤，救亡图存的紧迫感是严酷的现实使然，也是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由此，已促成了特定历史时代的民意、人心。当年的抗战文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势与社会心理背景下产生的。 在那股强劲的救亡潮流中，继“东北作家群”之后出现的是田间、艾青、何其芳、力扬等的诗，张天翼、沙汀、茅盾、丘东平、姚雪垠、齐同、吴组湘、郁茹、柯蓝、路翎等的小说，夏衍、于伶、宋之的等的戏剧。其中不乏体现时代风貌与水平的优秀之作。而且，不管作家们选取什么体裁，抒写的都是时代的悲愤、亢昂与褒贬之情。 在不同作家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大体形成包容了两个时段、三种图式的艺术构图。两个时段，即“历史”与“现实”。“历史”，指主人公或“民族巨人”抗战意识觉醒前的生活。“现实”，写的是他们抗战意识觉醒后的斗争。三种图式：第一种包容了历史与现实生活，但历史生活占据较重的分量。第二种画面的重心是描绘抗战现实生活。在这两种图式中活跃的人物，是作家赞美褒奖或向作家理想方向转化的人物。第三种占据画面中心的则是作家挞伐的讽刺的对象。 属于第一种图式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诸如萧红的《生死场》、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吴组缃的《山洪》、齐同的《新生代》、郁茹的《遥远的爱》等小说，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向太阳》、《火把》，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一方面是以一种民族觉醒的意识，反观过去，痛楚地展现了民族的贫穷与落后，而这与现实的被动挨打有着必然和内在的联系。在这里表述的是一种悲苦、悲痛之情。一方面又以爱国之意在倾述，尽管往日的生活是那样不好，但它毕竟是我们民族代代辈辈用自己的手开创的生活，其中凝集着炎黄子孙辛勤的劳动和深厚的感情。然而敌人却来践踏我们的家园，抢掠我劳动果实，屠杀我人民，这是不能容忍、可憎可恨的。在这里抒写的是时代的悲愤、民族的悲愤。不管作家采用什么具体的体裁，它们都是广义的悲愤诗。承载了那一时代的歌哭。 属于第二种图式的作品，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艾芜的《山野》，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楼适夷的《SOS》、田汉的《乱钟》、夏衍的《心防》等独幕、多幕剧，杨敬宇的《露营之歌》、艾青的《复活的土地》、《他死在第二次》、蒲风的《钢铁的歌唱》、温流的《吼声》、《青纱帐》，田间的《义勇军》、《假使我们不去打仗》，陈毅的《江南抗战之春》，白朗的《八烈士》等等诗文。 这些作品描绘的是剑与火的斗争，绘制的画面，多是敌我阵线分明的两个营垒，展示的是你死我活的拚杀、搏斗，表现了反抗者的智慧和勇气及他们在斗争中演出的可歌可泣、激动人心的壮剧。同时也告诉人们在敌我对垒的两个阵营中的徘徊、动摇者必须做出迅速的抉择，妥协者、投降者必遭惩罚。作家的主观之情，已少见或不见了在第一种图式中常有的悲哀、感伤与忧郁，代之以热情、昂扬与亢奋。作品的主调是呼唤人们投入正义战争。“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象号角一样发出令人感奋的声音。不论作家选用了什么体裁，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广义的战歌。具有热烈、高昂的色调。 第三种图式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还乡记》等长短篇，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欧阳予倩的《越打越肥》等剧作。在这种图式中，作家把抗战中出现的丑类，推到中心的位置上，或抓住他们最富特征的一嘴、一鼻予以放大，或把视点集中到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或者择取他们年深日久而不自知的痼疾，浓墨重彩地予以渲染，把他们的名实不符、营私舞弊，借抗战的光色争名渔利、损公肥私及他们之间互相倾轧、勾心斗角等丑行公诸于世。作者多出以憎恶的感情、嘲讽的态度，使用调侃、揶揄、夸张、挖苦的笔法。这些作品可看作广义的讽刺诗。当然，这样说只是一种感悟，对作品色调一种体察。很难一一对号。而且在一部作品中可能是某种调子浓重些，而另外的调子也并非绝无仅有。但悲愤、亢昂、热烈及讽刺概括了三十年代中期至抗战胜利前后文学的主要色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时期的作品是悲愤诗、战歌和讽刺诗。 色调尽管不同，但本时期的作品却也有共同之处。 其一，在作家的创作精神中，强烈的忧患意识占据了压倒一切的显要地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发自作家心底的声音，作家们对民族存亡焦灼的思虑。“呼唤抗战”成为一切艺术精神的凝结点，悲愤地抒写历史与现实灾难，最终的归结点是呼唤抗战；昂扬、热烈地呐喊与对阻碍、反对抗战者的讽刺、挞伐出发点与归结点同样是为了抗战。作家的创作精神与抗战近距离相接，功利意识具体、鲜明、强烈，然而作家的感情是真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