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界困惑于“文学会不会死亡”之际，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还是在东南亚、欧美华人社会，微型小说的创作却呈现出一发而不可收的趋势。综观世界各地的华文创作，众多的报纸副刊成为孕育华文微型小说发展的主要园地，而正如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所言：“华文的报纸副刊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在电子传媒冲击的情况下，如果多数人患上文学的厌食病，而我们要继续文学的运作，就要靠华文报业的宝贝——副刊来担起这种任务”。①但这里揭示的恐怕还只是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繁荣的表层原因。如果考察一下华文报纸副刊的历史发展，剖析一下众多华文作家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自觉选择，我们会发现，微型小说在各个华人社会形成创作的繁荣局面的时限各有差异，但基本上都是在各个华人社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转型的时期。正是在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中，新与旧、现代和传统、保守和激进、学府和草莽、文学消费和消费文学等因素，都在一种适合华人现代社会的生活情调、节奏、层面的艺术探索中得到了较好的平衡。但在现今华人成为世界上分布得最为广泛的民族的情况下，微型小说这一文体在各个华人社区、华人社会、华人国家中，则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发展态势。本文着重以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微型小说创作为剖析重点，来探寻微型小说同华人现代社会关系上的一些问题。 微型小说开始在海外华人社会有多种称呼，其中有一种称呼叫“迷你小说”，大致反映出微型小说力图激起读者阅读欲求的创作出发点。但到后来，当微型小说成为作家的一种自觉选择后，作家也就愈来愈把着眼点放在小说文体自身的变革上。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黄孟文先生在其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所出《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作序时言：他“近年来改写微型小说”，“是立意要试验一种新兴文体，企图证明精短小说或许也能成大气候”；而马亚西亚著名的资深作家方北方在为女作家朵拉的微型小说集《行人道上的镜子》作序时，第一句话便是“我认为极短篇应是小说中的精品”。这里所述的作家创作心态是有代表性的。海外华人社会大多已程度不同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专业作家数量日益减少。创作时间有限，自然转而努力于微型文体创作。而对于读者来说，传统农业社会“啜茶吟读”的悠闲生活已不复存在，高速度、快频率的 生活节奏要求着与此相适应的“快餐”文学，文学已无法完全跳出消费文学的圈子。对于作家而言，挑战在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速食文化往往拒绝从容的审美创造，其商业消费方式也往往同个体人的生动感觉、情调发生冲突，其文化蕴蓄中商品消费的因素不时局限着富于美感的心灵的拓展。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寻求到既适合不同阅读层次的文学消费，又蕴含有较高层次的审美追求的文体，使文学既顾及到同华人现代社会都市文化氛围相协调的阅读趣味、阅读形式和阅读节奏，但又避免文学在商品社会气氛中丧失其自身存在价值的厄运，这正是黄孟文所言“成华文文学之大气候”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国度众多华文作家不约而同醉心于微型小说创作的共同心态。 微型小说难，难就难在它是智慧、思想的载体。篇幅百十字却要震聋发聩，引人深思，便要追求反映生活方式上的独异性，它往往是作家智、神、情、灵、兴迸发的结晶，它更凝紧着作者对于生活深遂的体察、崇高的追求。它不能容忍平庸、僵化、保守。因此，中国传统小说类似“大团圆”、脸谱化的艺术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正对应于闲适自足的自然经济、田园生活）是无法孕育出微型小说的完美形式。60年代以来，程度不同的资讯发达、开放自由，人口游移急剧的各个华人现代社会的形成，改变着华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扩大着华人的生活视野，求新、奇、深成为许多华文作家艺术地把握现实世界的重要侧面。多年前，当刘以鬯先生的微型小说名篇《打错了》等问世时，便是以一种读者从未见到的双重叙事结构揭示出现代都市生活中荣辱沉浮乃至生死的不可捉摸和无法把握。其后许多华文作家的创新锐意也一直表现在如何寻找到丰富提供现代都市社会富足、欢乐、光明、善良和贫困、罪恶、黑暗、痛苦相杂的生活原生态的智慧形式。新加坡的张挥是位创新意识颇强的作家，他的校园小小说能将恬静的校园生活写得耐人寻味，不落窠臼，恐怕就在于他是从急骤变动的都市生活角度来审视、剖析着宁静有序的校园生活的。他的著名小说《45、45会议机密》在一种“沉默”的会议气氛中写出了一场“冤狱”的酿成，其中的心理轩然大波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如新加坡已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小说的成功在于其“数字技巧”的独特运用。室内“人造”气温的升降渲染出忐忑不安的心理氛围；9次点出的“13颗心七上六下”，“13张嘴六合七开”，“13只左耳和13只右耳都竖得尖尖的”等描写中的“13”这一凶兆数字（作者将“七上八下”写成“七上六下”，似乎也意在暗示“13”的不吉之兆），加浓着诚惶城恐的会场气氛。上任30天的女校长以一种非逻辑性推理方法，有如法官宣判地断定全校英文会考及格率的降低，罪责在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五的数理科教员（仅五人）属于“由华文源流‘转变’为英文源流”的“变流”教员，尽管他们所教的数理科会考及格率很高，但他们的“华文源流”却使学生的英语“受到污染”。小说用戏而不谑的笔触，极力渲染了“45、45”的荒谬性及其对13位出席会议的英文教员所产生的魔力般的效果，从中渗透出明快、犀利的讥刺力量。而小说戛然而止于校长所宣布的“设法令这45、45巴仙的‘变流教员’主动申请转校。今后他们的工作量将会增加200巴仙”的会议“高度机密”，在一种常见的会议气氛中透出了“母语教育危机”的巨大悲凉。这篇800余字的小说中，作者使用了58个数字，毫无数字枯燥之味，反起着“奇兵四伏”的作用，它们或串连情节，或渲染气氛，或映衬心理，或暗寓讽刺，但又同时从不同角度表现、深化着小说主题，如女校长例举84至88年英文会格及格率的变化情况，暗里对应于新加坡84至88年“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母语降为第二语文”的教育语言制度的巨大变化，这一年代数字所涵盖的社会时空性会引起读者对小说所描写的“45、45”的命运悲剧更多的思索，“沉默”的“45、45”会议由于联系着急骤变动的新加坡社会而显得波澜起伏了。这种构思上“视千古于一瞬，缩万尺于径寸”的妙处，也得力于作者在理解和表现生活上不循规蹈距，而另辟蹊径，不拘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