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并不比作家简单，如果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的话。赵园就曾为文学批评做过一种描绘：“批评也是一种对世界的发现，对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尤其对于艺术世界自身规律的理论发现，——丝毫没有什么卑微。批评与创作在从事精神创造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这是那些有分量的批评家对世界的一种坦城的独白，在理论思辨的世界里，对世界的描述，对艺术与人生的理解，西洋人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诸多风格，且对文坛影响深远。与之相比，中国的大多数批评家们，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我们一向缺少思想深邃的批评家，从五四到今天，影响文坛的批评文字，主要还是出自风靡文坛的作家之手。鲁迅、茅盾、胡风、刘西渭乃至当代的王蒙等，其批评文字有着鲜活的价值。如果要写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你会惊奇地发现，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优秀的批评文字，很少来自高校的学人，而恰恰是来自那些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人们。中国的批评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还十分弱小，文人们的智慧大多留在艺术形式中，很少驻足于思辨的形式里。批评的光辉被五光十色的文学景观遮掩着，许多年来，世人一直把它置于一种属于“他在”的领域。理解批评并不容易，直到今天，这种蔑视批评的观念依然残存在国人的认识中。 批评的如此艰难，倒使那些恪守批评圣地的人们多了几份悲壮。十几年来，我一直注视着批评的团体，注视着那些始终如一的堂吉诃德式的斗士们在文学世界留下的足迹。我看到了王晓明，这位与我同龄的青年学者，他的闪光的文字和忧郁的篇章，一直给我带来亲切而复杂的情感。我觉得他是当代批评家中少有的具有个性意识和精神信念的人。王晓明或许是一位不带有思辨理性意义的批评家，但却是一位值得品味的学人。他本身的崇高感与复杂的矛盾心绪，他的敏锐的、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给我们的文坛带来了不少的话题。实际上，他已成了近十年来学院派批评家的有代表性人物之一。无论你接受还是拒绝，他至少让我们感到了一种精神锐气，你必须正视他的存在，那平静得几乎没有声音但却蕴着巨大的情感潮汐的理性，使我们的作家遇到了一种不再轻松的拷问。他的颇为细腻的艺术感觉和近于苛刻求疵的神志，使批评的分量，在他的手中变得沉重了。 我最初注意到他的文章，是那篇《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在此之前，还没有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那样使我激动过。王晓明论述作家的角度是独特的，他慢条斯理的自语式的，不带华丽辞藻和理性演绎的文体的背后，常常却有着逼人的气息在突奔着。描写鲁迅心理个性的地方，在理性的层面上，他几乎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发现，这一点他远不及钱理群、王富仁、王得后诸人。但是他的文章却释放着一般学人少有的情感，他把人们阅读作品时的感受，颇有分寸地传达出来。这种感受并不单一地停留在自我的直观的接受过程上，而是透着理性的穿透力。他把作者的心态与自我的觉态联接起来，文章通篇弥漫着心灵感应诱人的氛围。随后读到他的《在俯瞰陈家村之前》、《所罗门的瓶子》，进一步感到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尤其是《所罗门的瓶子》，那里的层层剖析对象世界的话语方式，不仅在感知的细腻上让人赞叹不已，更主要的是灵魂解析过程的那份严峻和冷静，很是让我震惊。中国的新文学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一类心理分析式的批评文字，它既不同于心理学上的感知透视，也不属于社会学式的展示。王晓明注重的是人的意识结构和心灵的结构特征。他并不过分在意艺术形式的问题，对他而言，透过艺术的生成过程，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比其它问题更为重要。他的良好的艺术理解能力，本应在解析小说文本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可意识习惯却使他把精力主要投入到作家心态的分析上。这是一条新奇的研究思路，在精神的层面，这一思路更接近于思想的批评而非文本的批评。王晓明承认自己对文学中的非文学因素的注意，超过了对艺术形式自身的分析。我猜想，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多半与他的知识结构，个性爱好，以及思想的背景有关吧？应当说，他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过程的把握是充满灵性且有力度的。当人们习惯于以先验的理性方式解析艺术世界的时候，王晓明却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从直观的感受出发，自下而上地阐释文学的现象。他的充满真诚的文字，使人对他的价值态度产生了一种亲切感。重要的不在于他展示了什么观念，而是读解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读者与文本间的奇妙的关联，被他精彩地勾勒出来。注重作家的心理个性，注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弱点，这使王晓明的学术风格转向了更切实的精神思考之中。他写鲁迅、茅盾、沈从文、张天翼等人的精神冲突，写张贤亮、高晓声、张辛欣等人的精神缺陷，在许多方面是令人信服的。从心理分析的方式切入到作家作品之中，它激活了人们感知艺术世界新的兴奋点，这似乎比生硬地搬用洋人的批评方式，更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从王晓明众多的批评文字中，深切地体味到他找到了自我精神表达式的快意。《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所罗门的瓶子》、《在俯瞰陈家村之前》等的问世，标志着作为心理批评家的王晓明的诞生。他的这一方法的出现，我以为是对八十年代以来批评界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贡献。 王晓明的成名之作，实际上是那本论述沙汀、艾芜的论著《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那时他已在书中显示了心理透视的某些特点。我近日翻看这本十年前的旧作，依然有新鲜之感。他的智慧不是闪现在一种理论的归纳和精神的抽象上，《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的诱人之处，在于读出了作品的个性与作家的个性的联系。他写沙汀的现实情感与价值取向，写艾芜的某些乐天精神，是准确的。他凭着自己的天赋，读出了作家世界复杂的一面，这种读解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消解了传统文艺理论某些教条的东西，使你不由得对他的书产生了一种认可的态度。尽管此书在许多方面还带有旧的认知习惯，可他却在文学批评方式的尝试上，为后来心理分析方法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我不知道他起初何以选择了这两位四川作家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两位并不复杂的作家，使他一开始运笔的时候，就显得较为自如，这大概建立了他后来文学批评生涯过程中的某种自信。他在作家作品面前，从未显出“须仰视可见”的神态，即使写鲁迅这样的人物，精神上依然显得从容。王晓明后来渐渐养成了自高处俯视众生的习惯，尽管他也承认自己的矛盾与困惑，可他批评现当代作家的那种毫不温吞的态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坚强的信念和自重的基础上，恐怕是不会产生的。我注意到他一再引用的鲁迅的那句话：“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的知识阶层”。这句话所生成的信念直到今天依然顽强地矗立在他的批评世界里。他后来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退化历程”的描述，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观点，差不多一直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以富于责任感的态度来看待本世纪的文学，给他的批评文学带来了十分庄重的情感。我几乎未见过他随意应酬的文字，十几年来，他的文章，差不多一直保持着这一个性。 然而王晓明给文坛提供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的东西。我觉得他对现代文学的读解，更主要是从历史主义的道德意识出发的。他在鲁迅、茅盾、沈从文、张贤亮、高晓声等几代人那里看到的，大多是“异化”的问题，是环境对人的自由心灵的压迫。他正是从外在环境如何异化人的主体世界这一角度，来考察作家的心灵困苦。例如他写茅盾的先验精神对创作的窒息，写沈从文后来独特文体的消失，写张贤亮自上鬼魂的影子，很有说服力。在这样的时候，他往往从艺术感受中走出来，回到思想、意识的解析之中。这里可以看出传统批评思维方式对他的制约。读他众多的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以文学为话题，在陈述着思想史的内容。但他不像一个庸俗的社会学批评家那样机械地演绎文学，他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至少那种认真读解与不盲从的精神，让人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你读一读他写张天翼世界的文字，你会惊异于他细腻的感悟。那篇关于张贤亮的长文，语气的沉重与理性的明晰，让你对作者的雄辩的气魄顿生敬意。他的迷人的文字不在于感受艺术时的那种呼应，而在于他的批评的文体，为作家的心灵画像。那篇写高晓声的文字，其诱人之处在于勾勒了作者的精神形象，《所罗门的瓶子》在曲折多变的陈述中，为我们描述的不是艺术的图景，而恰恰是作家心灵的图景。这使他的批评文字产生了一种散文效应。他是以理论家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散文家式的雕塑人物的过程。这种从理论的角度刻画作家个性的方式，在更高的层次上，其思维方式与传统批评的感悟特征是有着深刻的联系的。王晓明把这种联系，进一步地个性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