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唐湜称道他的诗友穆旦的诗“有着最鲜明的现代诗风”与“最深沉的哲理内涵”，而且是九叶诗群中“流派风格最浓烈”的诗人。①穆旦以他坚实的探索实绩，代表了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现代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四十年代穆旦共出版诗集三部：《探险队》、《穆旦诗集》、《旗》。这个时期，他的诗歌褪尽了早期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变得深沉、凝重，在感性与智性交融的追求中，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智性美。 上篇 自我搏斗：突进的生命力 每一个现代诗人都会在自己的诗歌中塑造出抒情主体的自我形象，不同的自我形象，表现出的正是诗人对宇宙人生的不同的诗意理解，在艺术道路上不同的审美追求。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诗潮的代表诗人郭沫若以天马行空的狂放姿态，以火样燃烧的激情拥抱自我，夸张自我，正是狂飙突进，个性高扬的时代精神的喧嚣，显现的是一种崇高豪迈、热烈奔放的浪漫主义诗风。二十年代中期，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在自然、性灵、美的抒唱中，塑造的是一个“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自我，是一个象快乐的雪花，翩翩地飞翔，自由潇洒，孤芳自赏的自我，从中我们看到的是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优雅、和谐的诗美情趣在他诗歌中的交响。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戴望舒诗中的自我，是一位在“雨巷”中踽踽独行的凄婉迷惘的自我，是一个“青春的身体”、“病的心”的青春病患者。戴诗的感伤形象表现出与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精神上的某些综合联系。纵观上述诗人中的自我，皆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思潮中突出表现的那种代表了生命自觉意义的灵魂骚动与自我分裂的自我都是无缘的。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人”自身的不同观念。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他们以对人生困境的深刻理性意识，冷静地审视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不象浪漫主义诗人那样盲目自信地肯定自我，热情洋溢地讴歌自我，而是在自我的正视中，剖析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从这一方面，最接近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这种本质精神的是穆旦四十年代的诗歌。 有人认为：“穆旦也许是中国能给万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的抒情诗人之一，而且似乎是中国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的抒情诗人之一。”②穆旦的诗歌有一种深沉的思想力，这种深沉的思想力最鲜明的表现，则是为了自我的完成与自我的发展，在自我的分析中表现的一种生命的焦灼感，在生命的肉搏中表现出的种种痛苦而丰富的体验。他有诗这样写道：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蛊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春》 在灵与肉矛盾交织的生命体验中，表现了如“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的青春的生命欲望的炽烈，而这种生命的舒展，拥抱春天的欲望却在被卷曲中无处归依。这种生命欲望的压迫在穆旦诗中表现为既来自“历史的矛盾压迫着我们，／平衡，毒戕着我们每一个冲动”，同时也来自自我理性的精灵无形的扼制：“那些盲目的曾发泄他们所想的，／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控诉》）而留给生命的最终只是自我搏斗的痛苦体验，一种内心厮杀、充满矛盾的无限焦虑： 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啊，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 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 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 ——《控诉》 郑敏说穆旦的诗“以写矛盾和压抑痛苦为主”，“充分地表达了他生命中感受到的磁力的撕裂。”③生命的悲剧体验，在现代主义诗人之中或浓或淡的都有表现。象李金发的诗歌咏叹生命如“牲口贱踏之稻田”，感慨生命似“死神嘴边的微笑”。然而，李诗的生命悲剧意识中，较多的是一种生命遭受生存压迫后的一种生命疲乏，自我虚弱的哀伤。穆旦诗中的生命悲剧体验，主要是“人”主体自身的灵肉分裂中产生的一种不可克服的生命悲剧意识。李诗的自我生命悲感中缺少一种自我超越的生命意识，多表现为面对荒谬世界与疲乏自我的生命的退避。在穆旦诗中透露的是一种骚动不安的生命意识与灵魂搏斗中的“倔强”，表现出他在生命感受中“抉心自食”的刚性精神： 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 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 当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 如同暴露的大海 凶残摧毁凶残 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却又死去， 那永恒的人。 ——《活下去》 生命的永恒，只存在于现实生命的完成中，生命的意义存在于生命力向艰难险恶的人生的顽强的突进。生命的永恒不是那肉身之躯的长生不死，和风细雨中的人生永远也无法体验何谓生命之永恒。生命的意义在“希望”，幻灭，希望，“再活下去”的生命的抗争中。 在穆旦卓而不群的生命意识中，他受艾略特的影响，表现出一种象征荒原世界的“冬天意识”。穆旦诗中，冬天成了暗寓着生命“本来如此”的严酷。他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 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庄，
